為什麼在過去五年發生全球金融風暴時，社會企業在英國能有別於傳統企業，仍然充滿活力、表現良好？在社會企業總產值佔全國GDP相當於餐飲業的英國，社會企業有什麼樣的角色和核心價值？這篇訪談，是中國《華夏時報》記者與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社會與發展項目總監馬湄麗女士、英國社會企業領域獨立顧問丹‧格利高裡先生的專訪，我們可以從中看看英國社會企業在逆境中得以不衰的祕密，以及他們對於中國社會企業發展的看法。
以下全文轉載自華夏時報
英國社會企業不衰的祕密
2012-12-05 作者/江海波 來源/華夏時報
英國是全世界社會企業發展最好的國家之一，其社會企業對GDP的貢獻相當於餐飲業的生產總值。最令人嘖嘖稱奇的是，過去5年，當各個部門、行業皆受金融危機衝擊而狼狽不堪時，英國的社會企業卻憑其優異的表現而一枝獨秀。
日前，在第四屆非公募基金發展論壇上，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社會與發展項目總監馬湄麗女士、英國社會企業領域獨立顧問丹‧格利高里先生接受了《華夏時報》記者的獨家專訪，為我們解釋英國社會企業的逆境不衰的秘密，並分享對中國NGO與社會企業發展的看法。
充滿活力的社會企業
《華夏時報》：我們知道，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在中國開展了「社會創新聯動力」、「綠色生活行動」，以及「社會企業家技能」等項目，能否談談這些項目的一些情況與背景?
馬湄麗：2008~2009年，英國的慈善組織的工作遇到了瓶頸。於是，英國貿工部決定探尋發展社會企業之可能。可以說，我們這些項目是在機遇中誕生的，當然也與我們有許多這方面的專業人士，以及較好的傳統福利政策有關。我們認為當下的全球經濟處境，恰好可以好好考慮社會企業的發展。
我們所有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的項目，都會視情況從英國引進專家製定相應項目與系列課程訓練，為年輕一代創建社會企業提供幫助，持續指導他們制定規劃，幫助他們向職業化轉變，懂得獨立思考社會企業的發展。
《華夏時報》：您認為社會企業對整個社會來說，它存在的價值是什麼？
馬湄麗：以英國為例，社會企業的生產總值在英國的GDP中佔了很大的比重，大概是240億英鎊，佔1.5%，與餐飲業的比重相當，可見社會企業對英國很重要。不過，我想最有趣的是，有數據顯示，過去5年，一些小型企業在經濟蕭條中掙扎、停滯不前的時候，社會企業則表現良好，充滿活力，在財務方面比僅僅追求財務指標與底線的企業要成功得多。
《華夏時報》：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馬湄麗：這本應由經濟學家來回答。不過我自己的看法是，社會企業的模式是向消費者負責的，他們立命的基礎是為消費者考慮，這有別於「商業模式」，前者要為許許多多的人——更大的消費群體——認真思慮自己的工作，思考的範圍必須更廣，從一開始，就要做到具備更客觀的可持續發展。而傳統的商業企業，他們考慮利益時，更局限於董事會成員，因而其處理事務的能力相對有限。他們的商業模式很脆弱，很容易受到影響而衰退。
《華夏時報》：也就是說，社會企業更加根植於整個社會結構之中？
馬湄麗：社會企業對社會問題與產品關係的思考更明智，它們考慮的是消費者的基礎性、根本性需求，因而它們的需求不會隨經濟條件的改變而產生太大變化。而其他傳統的企業，或許由於它們只服務有錢的群體，或者只生產高利潤的產品，其作用是提高生活品質。因而，當經濟蕭條、人們購買力下降時，會首先削減這部分支出。
丹‧格利高里：還有消費者對企業與產品的信賴與忠誠度的問題，社會企業試圖讓消費者感受到它們對消費者的在乎，引導他們購買生活的必需品，與消費者建立長期良好、信任的關係。當時局艱難時，消費者會放棄自己不在乎的商品，而繼續選擇自己在意的已建立忠誠度的社會企業及其產品。
中國市場的挑戰激動人心
《華夏時報》：我們了解到英國製定了一些NGO與社會企業的法律。
丹‧格利高里：目前新的法律法規，比如說社會價值法案，尚不明朗。我們有一個最新的公司形式，叫社區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CIC），是幾年前立法通過的。由於一些社會企業不僅僅進行商業運營，也涉及到社區利益，他們每年都要報告自己的社區利益，否則就無法體現其社會企業的價值觀與特殊性。英國通過確立“社區利益公司”的法律形式，將社會企業的理念清晰地體現出來了。這是幾十年來，在英國首次產生新的公司形式。
《華夏時報》：您感覺中國以及其他亞洲的從業人員與英國有何不同？
馬湄麗：我認為這些組織和個人之間都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不同地域NGO與社會企業的人，態度也是很相近的。我認為最大的不同來自於人們的經歷。不同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社會不同，因而很多差異受到人們工作、行動所處環境的偏倚影響，我感覺，之所以不同，不過是人們因地制宜，用自己獨特的方法去適應環境而已。
另外，我認為亞洲的大部分市場的從業者富有激情與活力，飽含樂觀精神，而不似英國，工業歷史悠久而繁重，而如今，又受到經濟危機的打擊。
中國的社會企業是與社會和諧、社會管理以及其他重大事件相關的。對於中國來說，不斷變化的市場以及因社會技能要求提高而產生的挑戰，是這些工作變得讓人激動人心的原因之一。和中國進行交流對話，是令人期待的，這種體驗很不一樣。
《華夏時報》：在中國，許多投資公司與基金會不知道如何使用手上的資金，同時，許多NGO與個體得不到需要的資金支持。您認為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馬湄麗：我認為部分是因為社會資金市場剛剛建立，尚是一種新事物。另一方面，社會資金市場開始逐步形成，使得典型的金融市場不再以傳統的方式運行，現在人們開始困惑應該如何更為有效地利用周圍的資金，因為從需求的角度來看，這和以往也不太一樣。
《華夏時報》：外國的基金組織在資助中國的NGO項目時，會有許多嚴格的條款與限制，中國的資金接受方通常很難適應這種要求，但中國本土的基金在這方面要靈活許多。請問外國基金在支持中國社會企業時也會出現同樣的情況嗎？
丹‧格利高里：我認為這個問題與前面的問題是有關聯的。當一個人決定把錢給另外一個人作為資助的時候，一定是會有一定的標準與要求。除了要考慮對方需要哪一類資金，出於什麼需要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保證這些資金能夠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既要降低成本、減少中間交易產生的額外費用，又要使人們的需要能夠得到滿足，市場運作更加高效。
因為這是一個新的市場，仍有許多令人迷惑的地方，而且這又是個跨國的大領域。不過，隨著社會企業的發展，區域內的經驗、技能不斷得到積累與提升，我們就會逐漸建立起一種常規機制，使得資金迅速與需求相匹配。
《華夏時報》：您認為中國的社會企業有可能像英國那樣成為提供公共服務的一種主流形式嗎？
馬湄麗：這取決於你對於社會組織這一術語含義的理解。具體地說，首先，我們可以探討社會企業的最終目標及其定義。進一步地，我們還可以想像更大的一幅圖景，它是關於將商業、價格和經濟的發展，與社會資本和社會商品融彙在一起的一幅更宏大的圖景。我認為這將對未來產生深遠影響，對於那些有企業社會責任部門和項目的企業亦是如此。我認為，要提出一些能夠衝擊我們現有理念的不同觀點，它會促使我們轉變現有觀念。我們應該去做一些有益的事，來真正地思考商品流通的方式，提升商務狀況，建立良好的社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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