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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矛盾廚房」專賣有政治衝突國家的菜肴:用食物打破文化隔閡與偏見

文:張立健圖:Conflict Kitchen臉書

大都市聚集各式各樣的人,包括不同國族、宗教習俗、身心障礙、年齡性別、教育水平、階級和性向的羣體。

然而都市環境善於把真相掩蓋,使大眾社會看不到、不理解、也無法與不同背景的人士和睦共處。弱勢羣體,如臺北車站外和高雄愛河旁的露宿者,只能屈居於縫隙中。大部份處於邊緣的人要面對歧視、貧窮和自悲等內外交煎的壓力,像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主角小明,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潛藏的社會破洞會自然好起來嗎?政府、媒體和非政府組織能否對症下藥?還是打算繼續河水不犯井水,一再醞釀「社會液化」(註一)的危機?

美國匹茲堡市中的「矛盾廚房」 (Conflict Kitchen),亦譯作「衝突廚房」,自2010年起他們專門提供與美國有衝突國家的菜肴,促進顧客展開跨國族、多元文化和社會階層的交流。在提供平等的交流空間和正確資訊下,以宴饗拉近人際距離,以溝通化解矛盾。


(位於匹茲堡市的矛盾廚房)

食物是媒介

矛盾廚房的合伙人之一Dawn Weleski曾於今年香港 Make A Difference 創不同年會上說到:「食物是個『引誘』人們,進入我們計畫的媒介。」

矛盾廚房的出現,源於匹茲堡當地經濟環境的改變。匹茲堡市曾湧現大量空置商鋪,Dawn Weleski和Jon Rubin 兩人看準時機,合作經營各種非營利計畫,而矛盾廚房的前身,則是他倆合作經營賣鬆餅的咖啡館。

後來,他們打算提供多元選擇給匹茲堡市的居民,售賣來自委內瑞拉和伊朗等異國美饌。七年間,他們從只有一個窗口的外賣小販,成長為能夠運營餐廳、舉辦數百人活動的餐飲業者,甚至擁有跨國合作的經驗,並曾烹調過阿富汗、伊朗、巴勒斯坦、北韓、委內瑞拉和古巴的食物。

矛盾廚房亦透過食物提供一個讓當地居民開眼界的空間。讓大家坦誠自己對異國文化的無知,以及因無知帶來的偏見,最終有助化解針對外族的仇恨犯罪 (hate crime)。

  
(矛盾廚房不定期更換策展主題)

不「止於食物」的創新餐廳

Dawn Weleski表示:「美國人常從食物開始認識其他民族,但亦止於食物。」

矛盾廚房意圖突破這個文化局限。在異國情調的包裝下,他們提供印刷資訊、現場視訊和文化體驗活動等,來鼓勵顧客接觸他國人民及文化。

除了烹調食物,矛盾廚房身兼藝術設計和書刊出版的角色。餐廳提供的紙品印滿外交、文化和政治論述的資料,例如訪問在美國的伊朗移民,以及身在伊朗的當地人對美國的看法。讓顧客在品味食物的同時,也參與文化和討論政治。

矛盾廚房製造一個線上線下同步的空間(simultaneous online and offline space)。他們使用 Skype 現場轉播,邀請兩國人,經網路跨洲共餐,甚至讓網路兩邊的參加者吃著同樣的菜餚。

矛盾廚房店內的服務員不只傳菜,他們更傳遞跨文化溝通。他們亦曾僱用員工以外語溝通,刺激大家走出自己的舒適區(comfort zone),增進對別國文化的理解。

此外,矛盾廚房更利用角色扮演,增加食客的國際知識。他們的職員曾扮演美國總統Barack Obama和時任委內瑞拉總統Hugo Chavez,以收集民眾對該國該人的想法。活動中更把收集來的意見編成演辭,於餐廳旁的廣場內發表「國情咨文」式的演說。

用飲食建立關係

矛盾廚房不只靠異國食物吸引顧客,更刻意製造餐廳的矛盾氣氛,來鼓勵化解社會矛盾。他們讓排隊等候的顧客在提供正確資訊下,討論、反思釐清真相與謊言,從而拋開歧見。

除了讓餐館員工和顧客討論熱點話題之外,矛盾廚房也舉辦座談會。他們曾舉辦「兩韓座談會」,供應朝鮮和韓國的食物。他們甚至曾讓身在美國的兩韓人民首次面對面交流,不囿於政治與文化的故見,更讓大家一起打破鴻溝,找出共同之處。透過同桌之誼,從不溝通、不信任,到認識和融化隔閡。

因此Dawn Weleski認為矛盾廚房的成功關鍵是締造關係,「食物表面上是我們的媒介…但更真實的媒介是人與人之間建立的關係。」


(矛盾廚房不只提供美食,更促進餐桌上的互動)

構建共融社會的盛宴

與其說矛盾廚房創新,不如說它喚起人類靈魂深處對食物的記憶。早在文明以前,茹毛飲血的原始人便習慣分享獵物果子。及後的火爐邊的歌舞宴會,各式餐桌文化,從拜祖祭祀到和親建交,亦反映人類歷史中食物對社會融合的功能。

中華文化著重飲食促進和諧,從「和」字是「口中有禾」可見一斑。這種伙食換取平安順興的傳統道理,令我們既講究食材陰陽五行調和,亦重視宴席連繫姻親倫理。上有國宴酒禮、下有婚宴團年,大快朵頤代替干戈,有助減少不和、爭執或暴力相向的風險。

可是這傳統失落在現代社會生活。都市人習慣到快餐店按著手機狼吞虎咽,又常常獨自吃便當、杯麵充飢,甚至有人在城市不見天日下饔飱不繼。這製造了人間幾許,寂寞的軀殼、不安的心靈和憤怒的念頭。

正如華梵大學哲學系教授冀劍制指出:吃是一種享受、一種社交、一種審美、一種活著的喜悅,矛盾廚房提供不同階層的人共饗食物、互相認識、分享生活和結交朋友的空間。這樣拉近不同羣體的食物創新,化餐桌為社會實驗室,建立共融的契機。

讓不同羣體透過食物,先認識、經交流、再聯繫,可望成為未來社會共融的參考模式。或許創設社企餐廳其路漫漫,大家可從經常說的「加雙筷子」做起。

註一:「社會液化」是「土壤液化」的類比,「土壤液化」原指當外力來臨如地震時,破壞水土平衡,是樓房倒塌及人命傷亡的潛勢危機。「社會液化」則類比為社會變遷如經濟衰退時,衝擊社會秩序和結構,造成如集體暴力、自殺或其他社會潛勢危機。

參考資料: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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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 vs. 入世,學術能為世界做什麼事?

2016.05.15

文:侯勝宗

台灣學術界最近發生二件事,都跟教授應該維持「出世」的超然地位或者「入世」參與社會有關。

第一件是任教於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旅美華人科學家馬中珮發現宇宙偏鄉的「巨大黑洞」,質量是太陽的170億倍,研究發現有助於人類瞭解宇宙的演化;另一件是生化科學家的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捲入浩鼎事風波。這二位教授都是探索未知、領引知識的世界級科學家。一位是「出世」探索未知的宇宙世界,一位是「入世」致力於疾病問題的解決。在學術專業上,二位都有重大的貢獻。

然而學術工作者究竟該「出世」潛心於未知世界的探索,或「入世」致力於現今社會的經世濟民,孰優孰劣,成為近來熱門的思辯課題。

這讓我想起印度窮人銀行家──尤努斯教授(Muhammad Yunus)的故事。

出世或入世,是不同的實現手段

2006年印度尤努斯教授與孟加拉鄉村銀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表彰「他們從社會底層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努力」。尤努斯早年任教於美國的中田納西州立大學和孟加拉的吉大港大學,作為一位經濟學教授,尤努斯發展了「小額貸款」和「小額金融」理論。但當他在孟加拉的大學內教書時,卻對於校園外真實社會每天所發生貧窮的問題,十分關心。

1974年孟加拉發生大饑荒,尤努斯正式投身於反貧窮的社會創業,並於1976年正式創辦了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專門提供貧窮而無法獲得傳統銀行貸款的創業者小額貸款。隨著銀行的發展,鄉村銀行亦推出了其他為貧窮人士服務的信貸系統;除了微型貸款外,銀行還提供住屋貸款、子女助學貸款、出國留學貸款、太陽能電燈等金融商品,建構多元的創新服務。

學術工作者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常常會有不同的選項,有時會有所混淆,往往不是學術目的本身所造成,而常是實現學術的手段有所不同。

上述三位知名學者投身於各自領域的研究天地中,其目的都是在探索未知、創造價值。但因為分屬不同科學領域與知識系統,因而有不同的價值創造與實現手段。例如,有別於馬中珮教授與翁啟惠院長二位從事於自然科學(nature science)研究,尤努斯則是致力於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的理論與實踐。三位都投入於學術研究與知識探索,但是實踐價值的方式卻大不同。

其中,馬中珮教授從事於物理天文研究領域,專心致力於實驗與模型之中,為人類想像未來的浩瀚宇宙,屬於純然出世的學者。翁院長從事於醣分子合成及醣蛋白研究研究領域,並藉由申請專利、創辦公司研發新藥,尋找並解決疾病源頭,屬於兼顧出世與入世的學者;尤努斯教授則從事於社會經濟研究領域,為消除貧窮提出解決對策,並離開學術界,投入社會創業,成為擁抱入世的學者。

只追求期刊表現,正是目的與手段的錯置

國內大學也正面臨目的與手段錯置的苦果。近年來,台灣上百所大學瘋狂追逐頂尖大學與卓越研究,而造成教授哀鴻遍野,便是一例。

學術的最終目的應該是要創造對社會的影響力(social impact factor),論文發表只是實現社會影響力的方式之一;

而論文是否被收錄於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或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期刊,則是評價論文被引用率高低的手段。

但如今發表SCI、SSCI論文,卻成為學術工作者競相追逐的唯一目標。此種過度重視國際期刊發表的評鑑機制下,教授必須持續於追求論文的產出與數量,而無太多心力將研究方向對準回應國家發展、社會需求及發掘科學真相等重要科技發展目標,導致學術研究與社會需求脫鉤。

此種目的與手段的錯置,嚴重地影響台灣的國家競爭力。

台灣是一個小國,為了追求國際頂尖大學排名,將過多的資源投入於與台灣社會現象無關的出世研究,而犧牲教學,不僅無法培育出符合本土產業或社會所需的人才,更浪費了珍貴的人力資本。相反地,類似尤努斯用學術致力於解決孟加拉貧窮問題,此種強調與社會接軌、回應人民需求的入世學術可能更適合台灣小國的現況。

入世研究源自於入世學術(engaged scholarship),意指大學教授從原本只服務學術社群的研究工作中,加入與實務社群的合作互動與知識交換,整合教學與服務工作,讓學術研究成果亦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創造公共利益。

此種釋放大學教授研究能量,鼓勵教授帶領學生共同參與社會的問題解決,可能才是解決後頂大時代教授過多的務實之道。國內大學教授為了讓論文能被刊登於英文期刊之中,而習慣於為西方理論從事學術代工的發表模式,也是到了該翻轉的時刻了。

要走向出世還是入世,教授,你準備好了嗎?

全文轉載自天下獨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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