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現場:都市農樂園

柏林現場:都市農樂園

社企流從義大利慢食大學米蘭世博一路走到德國的首都柏林, 看 15 座籃球場大的廢棄空地,如何變身整座城市的農樂園, 看柏林近郊的圓形田圈,如何實現都市人的小確幸?
跟著社企流的腳步,一窺柏林這座用農業更新都市、把田野帶進生活的農創基地!

專欄文章

5篇)
  • 【柏林現場】「消費帶來改變」只是產業界的催眠,食安問題其實是政治問題!—德國Foodwatch創辦人專訪

    【柏林現場】「消費帶來改變」只是產業界的催眠,食安問題其實是政治問題!—德國Foodwatch創辦人專訪

    文:劉致昕/圖:FoodWatch
    每每遇到食安風暴,人們的結論都會傾向鼓吹「消費者的力量」,而這力量,大部份被認定為用消費來發揮,也就是台灣人所說的「用新台幣讓它下架!」
    有趣的是,該下架的,為什麼無法下架呢?為什麼被考驗的是消費者,需要睜大眼、需要去上食育課程,才有辦法(貌似)保護自己的安全,避免吃進不當的食物呢?
    社企流從義大利慢食大學米蘭世博一直到柏林,我們看到不同的團體為了更好的農食而努力,Foodwatch創辦人博得(Thilo Bode),這位2009被 BCG顧問集團、金融時報(德國)選為年度最佳社會創業家的七十歲創業者,卻直接對我們說,「食物問題就是政治問題!」他堅持先談食物供應商的責任,再去要求消費者,「說什麼用你的叉子投票,那都是產業鼓吹的觀念!不能被騙了!」
    一路從企業界、國際NGO到綠色和平,博得最終以Foodwatch來完成他對改變世界的使命。過去十三年來他們以科學研究、調查報導、媒體票選、街頭活動等,推動食物相關法規與執行,從德國走向荷蘭、法國,近來在香港也註冊了辦公室。社企流與他的對談中提到了他心中的「公式」、食物產業的問題、以及他對所有想要改變世界的青年之建議。
    以下為對談原文:
    社企流(以下簡稱問):食物出了很多的問題,Foodwatch是以什麼樣的角色存在?使命是?
    博得(以下簡稱答):在歐洲食物市場的現況,從2002開始,針對健康跟生產資訊的真實,我們有很好的食品法,但在現實中,執行時並沒有真正保護到消費者,政治人物反應很慢,企業的遊說對政策的影響很大,民主赤字讓民意跟政策的差距很大,我們想要扮演一個造勢、宣傳的角色,讓這個差距減小,也讓管制、政策更接近食品市場的現況。
    我們已經做了十三年了,在荷蘭、法國都有辦公室,香港也註冊了,我們希望對政策、行政體制上造成改變,現在的法規落實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還是差一截,我們希望能夠讓它真正的發揮效果。
    問:成效如你預期嗎?怎麼建立你們的公信力?
    答:當然不容易!但有時讓事情比較簡單的是「我們有很多的食安醜聞」。戴奧辛啊,蛋、肉、牛奶、起士啊,在在證明政府的執行力跟效率都不夠好,或者是誤導消費者的資訊竟然是合法的,像是黑森林火腿的標籤其實不夠誠實,那原料豬肉其實可能來自台灣、紐西蘭(笑),只在黑森林煙燻。還有很多例子,都證明對健康、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還不夠好。
    問:經驗豐富的你,面對廣大的議題、有限的資源,你如何確保你的戰鬥策略?
    答:必須先選定題目,找具急迫性、容易跟大眾溝通的、可能改善的、具象徵性的,然後推出宣傳活動,傳達過程中強調食品市場對消費者保護的不足。接著透過媒體,公開刊登我們的研究,透過網路,與政治人物、與國會議員對話。然後如果在媒體間造成迴響,就會對行政當局造成輿論壓力,如果我們夠幸運的話,就能對法規造成改變,但這絕對不是容易的事,因為食品產業比我們強上太多了。
    問:那怎麼辦?
    答:該怎麼辦?繼續戰鬥!真的,你需要耐性,改變需要時間。除非你能先取得一或兩個食品廠商願意合作,那你造成改變的時間可能會快一些。
    通常對於一個公共議題會先需要一個公開的辯論,我們不可能期待他一夜之間就有改變出現,大食品廠的新作為或者是政治人物的立場變化,但我們一步步的造成改變。
    但公司都痛恨高標準的規範,可以的話,誰也不想當第一個(改變的)。
    我們必須創造衝突,比較容易產生公共的辯論,你需要衝突。衝突如何產生呢?指名道姓跟讓他感到羞愧(naming and shaming) 。
    讓它成為一個大家都想確認的事實,事情才會被看見、看清楚。通常,他們的形象都是很好的,有社會責任啊什麼的,所以要給他們一個reality check。
    問:但消費者通常不太喜歡聽到壞消息,只當烏鴉,很不容易。
    答:所以我們要告訴消費者他們面臨的真實情況,讓他們知道他們缺少的真實資訊,讓他們知道他們在市場中其實是沒有力量的。也讓他們看到相較之下產業界所擁有的影響力。
    有消費者會很支持我們,覺得我們在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有一些則是覺得他們自己判斷即可。
    問:在台灣的例子是,媒體、研究單位、政府、產業,沒有人有公信力了,這裏呢?
    答:在德國做的調查,你覺得誰為你的食安權益把關最多?食品品牌在最後一名,接下來是政府,NGO是最高的。他們相信我們沒有私人利益,相信委員們沒有隱藏,確保了透明性,他們相信我們的研究是獨立進行的,也相信我們沒有隱藏的意圖。而且我們的財報都是公開的,每一歐元的來源、去向都看得見。
    問:你們跟別的NGO有不一樣嗎?
    答:我們最成功的,也跟一般人最不一樣的,是我們告訴、證明給眾人看,要改變食品產業的問題,不只能夠仰賴消費者的行為改變,還可以靠政治上的活動。消費者可以用連署支持我們的政治活動,但他們沒辦法改變整體食品市場的環境,因為消費者沒辦法直接改變法規。而那被視為消費者力量的極限。
    當我們剛創立的時候,還有一種說法是食安問題是消費者行為造成的。但那就是狗屁(bullshit)!
    問:但在義大利人們說「 vote with your fork」?
    答:錯,因為我沒辦法知道食物裡面有沒有戴奧辛,我要怎麼投?
    便宜不應該就代表品質低啊,貴也不代表好,標籤都沒透明,就不能投,就是狗屁,產業最喜歡這麼說,說一切都是消費者造成的,我很不喜歡這樣。把食物的品質做好,就是公司的責任。 我們就是要讓消費者記得,食物市場,就是一個政治性的東西。
    善用食安醜聞,他們就會看見了,看到政府的失效,他們無法預防、無法排除,看到產業的回應,他們會知道業界對產品的失責 。只要大眾輿論有了共識,政治人物都是非常理性的,他們也非常聰明,如果我們跟他們聯絡,他們都說,「好,你先創造群眾壓力,然後我們會起身,跟產業要求,但如果沒有大眾對我們的支持,我們沒辦法有所作為。」
    我們不是要打仗不是要贏,但要創造一個氣氛,證明民意都在你後面,於是政治人物就能做些什麼。
    要贏很困難,那是政黨的工作,不是我們的工作。如果我們追求的只是要打敗誰,那長期來說,不是一件好事。
    問:目前社會的反應如何?你們未來會調整定位或策略嗎?
    答:我們擁有3萬4千位忠實的贊助會員,60歐元每年,就夠了。我們要一般人都能加入我們。有人想付更多當然好(笑)。個人跟基金會都有。平均四十歲左右,大部份都是對政治有關注的中產階級。
    我們還是會繼續走下去,跟別人不一樣,追求食安我們不想只告訴人們應該吃什麼,但我們想要的是改變食品市場。非常專心的做這件事,專心是很重要的。
    核稿編輯:金靖恩
    更多專題:社企流即將推出新版專題頁面,快來選你最喜歡的版型吧!
    (歡迎分享文章網址,禁止全文轉載至其他介面)
    閱讀文章
  • 【柏林現場】他做的盒子,讓你家陽台一次滿足三種願望:搶救蜜蜂、強化都市生態、還能自產蜂蜜15公斤!

    【柏林現場】他做的盒子,讓你家陽台一次滿足三種願望:搶救蜜蜂、強化都市生態、還能自產蜂蜜15公斤!

    文:劉致昕/圖: Johannes Weber
    「台灣也一樣吧?都市人養寵物無非就是狗啊、貓啊,」站在柏林市區十字山區的公寓天台,偉伯(Johannes Weber)看著我問,「以後就多一個新選擇了,蜜蜂!」
    他兩手一攤,拿起一罐蜂蜜對我笑,蜂蜜的瓶身上寫著「產地:我家陽台」
    社企流在柏林見識了用農園更新都市的「農樂園」,也看見校園裡怎麼養出新一代的消費者,但眼前的這位,卻說都市人的陽台就是基地,可以掀起一場搶救蜜蜂的生態革命。
    靠的,就是他手中捧的「盒子」,一座迷你蜂巢。
    盒子的出現,一開始是為了滿足偉伯自身的需求。
    來自蜂農家庭的偉伯十年前搬進柏林, 在房子的後院開闢花園,種植番茄、小黃瓜,沒有忘記家中「傳統」的他,當然也開始養起蜜蜂。
    「結果就是被房東發現了,叫我移走,」他苦笑。住了幾年的房子因為養蜂而被迫搬遷,新家沒有後院,只有一個陽台,還有搞頭嗎?
    四年前偉伯開始實驗,以「盒子」的形式在陽台養蜂。第一年他造了十個盒子送給朋友,從不同空間、蜜蜂的行為,修正盒子的構造。第二年他建立網站試著賣盒子(BienenBox),沒想到十五個全數售出。第三年,他決定利用群眾募資 將盒子推向群眾。 「我們想要宣告世界,陽台也是可以做點事的!」偉伯說的有自信,但當時的他其實很沒把握,都市人能不能接受陽台養蜂不確定,更別提鄰居萬一發現,不是蜜蜂消失就是自己走人。

    其實城市養蜂,救的是人類

    既然這麼不確定,為什麼硬要在城市裡推行蜂盒呢?柏林光是蜂農就有六七百人,偉伯如果喜歡養蜂,也能回到家鄉和祖父一起打拼,為什麼要把都市人當作目標客戶?。
    「當然,這樣做難上很多,但也有趣很多!」偉伯說,「拯救蜜蜂其實是保護人類自己,而城市是最適合打這場仗的場域。」
    全球三分之一的作物、全歐洲四分之三的蔬果都靠蜜蜂授粉, 但蜜蜂數量從1990年代之後就快速下降,受到單一物種大規模農業、殺蟲劑使用、瓦蟎在七零年代的威脅等因素,蜜蜂的未來岌岌可危。
    在鄉村,既有蜂農以大規模生產的方式在不同區域養蜂,但蜜蜂只能在方圓六公里內的區域工作,越來越大的城市區域變成了蜜蜂的空城,沒有牠們為植物傳遞花粉,也為都市生態帶來威脅。
    蜜蜂需要更多的棲地,都市生態需要更多的植物,而像偉伯一樣想要養蜂的都市人,只有一座陽台。「於是我把這些需求、問題綜合起來,強迫自己在陽台上的試驗一定要成功,」蹲了兩年,偉伯想的不過這麼單純。最終的蜂盒長一點一公尺,但寬從三點五公分到三十五公分都行,端看用戶陽台的大小。

    其實都市裡的蜂,產量更高

    蜂盒的戰略意義是以游擊戰的方式復興都市空間,把陽台當作基地,雖然蜂巢規模小,但若能每六公里的同心圓內都有幾戶小型蜂農,擴大蜜蜂生活場域的同時也讓植物授粉更順利。
    「而且,城市的多樣性其實比鄉村更有優勢,」偉伯說,一般的大型蜂農在鄉村養蜂,當地的植物物種因著自然條件生長,物種較為一致。一旦開花季節過了,蜂農還得在不同區間移動蜂巢、築花蜜而居。但城市中的植物以人工種植為主,多樣性反而比自然田野高,「不用移蜂巢,而且平均產量還比較多!」一個一公尺長的蜂盒,一年就能產出十五公斤的蜂蜜,以市價來算等於是一萬五千元台幣。
    因此,當一個售價兩百五十歐元(近台幣八千七百元)的蜂盒登上募資平台,每年花二十個小時就能換得自家產的十五公斤蜂蜜,還加上實體課程、線上社群的隨時交流,線上線下的整合服務吸引近百萬台幣的贊助支持,另外還收到三百五十個蜂盒的訂單。熬了兩年的創業計畫,也讓偉伯成立StadtBienen公司後得到綠色科技獎的肯定。

    「來,嚐一口這座城市的味道!」

    最後,他補充了一個以都市養蜂創業的原因。
    「我相信,都市人都會渴求貼近大自然,」他眼中看見的商機,是我們來到柏林後在每個食農創新中聽見的觀察,也是每一次讓我們心想「台灣有這個多好」的原因。
    他打開手中那罐產自他家陽台的蜂蜜,抹上了麵包拿給我,「來,嚐一口這座城市的味道!」
    那是他說的人與城市、自然的連結,每個地方的植物形塑不同的風味,於是從舌尖就能體驗城市中的生態,蜂蜜的量、味道都反映當地的情況。而偉伯相信,都市中需要這道連結的人會越來越多,他只需要將蜂盒設計得越簡單、彈性、貼近需求就好。
    「以後,全德國的城市說不定是你從沒想過的樣子。」站在陽台上我們看向柏林的天際線,一旁蜂盒內熱鬧的很。是啊,為什麼不呢?
    核稿編輯:金靖恩
    更多專題:社企流即將推出新版專題頁面,快來選你最喜歡的版型吧!
    (歡迎分享文章網址,禁止全文轉載至其他介面)
    閱讀文章
  • 【柏林現場】這片大型都市空地  不蓋大樓、百貨和蚊子館,現在它是一座七十萬人享受的「農樂園」

    【柏林現場】這片大型都市空地 不蓋大樓、百貨和蚊子館,現在它是一座七十萬人享受的「農樂園」

    文、圖:劉致昕
    從Moritzplatz地鐵站走上來,大圓環的一角是柏林最大的藝術百貨,一整棟建築藏著在地文創品牌、是近來的文創熱點。另一角,新開的旅館招牌光鮮亮麗、遊客絡繹不絕。聞名全球的co-working space Betahaus隔著一條街相望,高級家電、汽車、網路巨擘都在裡頭找人才。
    七年前的這裏,其實只有一片荒蕪。
    離柏林圍牆兩百公尺左右,這裏是廢棄、貧窮、被工業污染的地方。戰爭摧毀了一切,圍牆隔絕了生活。這片地戰後六十年了還長不出生氣。
    如今,這一區仍然是柏林最貧窮的地區之一,但也出現了柏林房價最大漲幅。
    我跟著一對推著嬰兒車的夫妻走,他們走向了圓環另一角,小女孩認出了那個門,她跳下車,爸爸哭笑不得的叫聲中她自己跑了進去,我跟著進去卻迅速的在有如迷宮般的植栽間跟丟了女孩。
    Prinzessinnengarten根本是座植物園!十五座籃球場大的地方,柏林人用超過五百種植物佔領了它。它也像是酒吧,在樹下、吊床旁邊,人們坐著喝在地釀的啤酒。它還是上班族中午吃飯的地方,不太一樣的是蔬菜都是這裡種的或者柏林小農現採載來的。當然,它還是座音樂廳、小小圖書館、跳蚤市場、腳踏車修理站、堆肥學校、社區活動中心、養蜂教室⋯⋯等。
    於是你可以理解,這座農場為什麼每年吸引超過七十萬個都市人鑽進這座森林。於是我們開始想,有一座農園的都市生活,會是怎樣?
    「其實一開始我們只是想著,有沒有可能創造一個以未來為導向的城市生活型態?」Prinzessinnengarten創辦人克勞森(Marco Clausen)說。2009年開始至今,這裏已成為英國衛報口中「全球十大都市農場創新」的神秘基地。跟著他,我們一探究竟。

    未來都市生活?

    他口中的未來,其實來自古巴。創始團隊在一次的古巴行中看見人們在城市裡仍然進行農耕,人跟土地的關係沒斷,都市生活跟綠色交雜,解決城市中的擁擠也種出想吃的東西,柏林行不行?
    他們找了這片地。當時的柏林百廢待舉,兩德統一後的經濟遇上危機,柏林更因房地產崩盤,舉了大筆債蓋房子的市政府走向破產。「當時好多空地,人們可以盡情地利用,不用什麼錢,政府也包容的看大家玩出新的可能性,」他回憶那個不需要太多錢,卻擁有滿滿文化的時代。
    他們找到現在的Prinzessinnengarten,一個附近完全沒有商業活動的地段,「戰前,這裏可是百貨公司、購物大街哎,」克勞森說,戰爭時百貨公司炸毀,接著東西德隔著柏林圍牆迎來六十年的冷凍。破舊的地段住著城市裡最弱勢的族群,土耳其以及各族裔的移民。
    「不如用這塊地把人都連結起來吧?」他們心想。

    從一座農園長出的社群

    一整片六千平方公尺的Prinzessinnengarten幾乎全開放,只要找的到地方坐下來,任何人都能使用。「我們希望讓它盡量是免費的,」克勞森說,保持開放,「像是一座平台一樣,各種對都市生活的實驗都可以在這發生。」
    2009年實驗至今,每年四月到十月是天氣允許的營業時段,Prinzessinnengarten每一週有兩次園藝教室、每個月一次re-use工作坊,每天十一點到晚上十一點的酒吧跟小農餐廳是獲利來源,其他還有烹飪課、蜜蜂養殖、廚餘工作坊、Maker社群的活動、在地社區自發的課程等。
    週末到訪常常可以看見不同的表演,音樂、朗讀、舞台劇。週間,校外教學的學生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有。他們試著將人帶回來,而人真的回來了。
    「我們發現,他們是一群另類的(alternative)中產階級,而且每天來的都超過十個國籍。」
    我看著星期一午後,在樹下坐著喝地方自釀啤酒、吃小農沙拉,走時還順便為自己植物澆水的人們,換個場景,他們大概就是台北咖啡館、小農市集裡的那些。
    克勞森補充,二十到四十歲,喜歡手作、自然,對好食材的追求以及高環保意識,有小孩的特別有消費意識。換句話說,這些人挑惕,但只要能找到能滿足他們的地方,他們將是高含金量的忠實顧客。
    但隨著六年來的發展,柏林的國際化無庸置疑,以好食材、園藝、循環經濟為主體,不同文化的中產階級跟學生在此交流,Prinzessinnengarten成為創意階級最愛的去處之一,多元的發展引來包括華爾街日報、德國明鏡週刊、國家地理雜誌等超過百家媒體報導。

    「農樂園」社區,引來資金覬覦

    中產階級湧入的結果,讓社區重生、地價上漲,差點就此迎來終點。
    在2012,柏林經濟開始有起色之後,國際資金在金融危機之後湧入德國,市政府急著想收回Prinzessinnengarten,「當然,他們想讓這塊地私有化,就讓出最高價的得標,這樣拿最多錢啊,」克勞森回憶當時的絕望。就跟所有遇到資金探詢的政府一樣,背著債的柏林市政府當然沒有二心,只向著交易。
    這座農園中長出的社群派上用場。連署快速的展開,利用網路、用群眾募資,不管是養蜂、種菜、Maker社群、獨立樂團甚至在這賣書的作家們,全都出動了!
    一波怒氣在農園裡聚集,一波波對農樂園的渴望也集合了。連署期限內三萬的名字扎扎實實的一一收回。
    市政府只能停下腳步,協商。到2018之前Prinzessinnengarten都暫時不會有事了。
    像是現在與未來的對抗。Prinzessinnengarten成功的在城市中喚起了人們對環境的意識,人們也在此重新連結,重新與土壤互動,這裏鼓吹的循環經濟也幫助柏林邁向環保消費跟低碳發展,更別提那一堂堂的課所扮演的教育角色,你在城市中的哪裡可以看見五百種植物?甚至,十五座籃球場大的都市農園讓這裡夏天活生生比商業區低了三度。
    「我們就像是樣本一樣,讓世界知道一座城市該怎麼長成可以好好生活的樣子,」
    克勞森形容自身的價值,只能靠餐廳跟酒吧支持營運經費,但社會價值當然不只。全德國現在有一百五十座都市農園,都是參考Prinzessinnengarten的營運方式,而他們也正起草政策白皮書,希望政府在看近利的同時,別忘了人類未來生活所追求的價值。
    一場用農園更新都市的革命正在進行,城市裡有什麼可能?農業,會不會與都市生活的未來共好?Prinzessinnengarten六年的故事或許已說明了一半,但人們能不能走出冷氣房擁抱另一種生活? 答案還未揭曉,還等著每一個都市裡的人用行動回答,「農樂園」與百貨公司,你選哪一個呢?
    核稿編輯:金靖恩
    更多專題:社企流即將推出新版專題頁面,快來選你最喜歡的版型吧!
    (歡迎分享文章網址,禁止全文轉載至其他介面)
    閱讀文章
  • 【柏林現場】他把農業變成「服務業」,僅靠四個人力  實現都市人「半農半X」的小確幸

    【柏林現場】他把農業變成「服務業」,僅靠四個人力 實現都市人「半農半X」的小確幸

    文、圖:劉致昕
    我們在柏林最著名的購物區選帝侯大道(Kurfürstendamm)見面。
    坐上麥斯滿是蔬菜味的車,不到二十分鐘,到了一個超大「公園」,他打開柵欄、對我揮揮手,「進來吧!」
    五個好大的「圓田」像是射飛鏢的標靶躺在地上,由內到外每一圈是至少一種作物,共八圈。整個圓又像Pizza一樣,切成25等分。每一等份代表一個家庭。
    這裡是Bauerngarten的農園之一,五年之間,Bauerngarten在柏林近郊打造了共二十三個圓型田園,超過一千七百人的半農半X夢在這裡實現。

    其實都市人要的小確幸,在田裡

    假日上午,老夫妻、輪值的兒子們或者是一家四口,每一個圈內的「農學伴」們陸續來照顧田地,收成下一週要吃的鮮蔬。成為Bauerngarten的會員之後,只要每週來耕種兩個小時,一整年便能擁有四十五種自己種的新鮮蔬果。
    他們共用農具、自動灑水系統,每個人走進來都先看麥斯留下來的指示,就像高中生走進教室一樣,家庭間討論彼此的「成績」,一起整土、一起幫忙互相照顧。
    「現在的人,尤其是都市裡的人,都感覺不到跟土地、跟人的連結。」
    麥斯說,不了解吃的食物哪裡來,小孩甚至沒看過田地,都市中吹起對好食物的追求。學農的麥斯想起農村的家鄉生活,再看見都市生活的缺乏,似乎,「下田」正是都市人需要的解方?

    為什麼農園必須是圓的?

    Bauerngarten提供了這個解方,每年收取三百九十歐元作為年費,差不多就是會員拿到的農作市價總值。從秋天開始申請加入,冬天開始上工作坊,會員學習基本的農作技能,與每一圈的會員討論想要種的菜、時間序等,接著由Bauerngarten團隊準備一切材料。每年五月開始,四十五種蔬果按照會員的想法一批批種植,Bauerngarten團隊負責日常的除草、澆水、環境照顧,除此之外,從播種、施肥到收成,都由會員自己負責。
    「他們怎麼會有時間?」我好奇的問,「每週如果連兩個小時都沒有,我也真的不想管了」麥斯笑說。
    他每週至少巡視各座農園一次,看到每一處的狀況都直接拍照上傳網站,不管是該收成了、該施肥了或者該停止偷懶了,透過網路,會員都能收到麥斯的指示,「我有時候會故意拍一些『啊!快死掉了!』或者『誰家的孩子長得那麼快』的照片刺激大家。」
    跟著麥斯一圈一圈走著,看著他一一拍照、看著每一家的成果發出嘖嘖聲,「現在你知道為什麼要是圓形了嗎?」他問。以圓形為農園的形狀,勢必在彼此之間留下閒置的空地,從商業角度出發圓形並不合理,特別是Bauerngarten的農地全都是租來的。
    他帶著我從圓心出發,他推著除草機順著螺旋狀的田埂,一邊巡視一邊也完成除草。由地底下挖出的地下水源,更是透過自動偵測的灑水器以繞圈的方式澆水,三公頃的面積澆水不耗一個人力。
    省力之外,圓形更代表著社群的建立。
    以切Pizza的方式把一個圓切割成二十五塊,增加了每個會員彼此間互相影響跟互動的機會,「人難免有惰性,但是一旦有同儕壓力,總還是會認真一點的。」
    以圓為單位的每一組,在網站上有自己的討論區,從「為什麼你的南瓜比我大?」到「我下週要出國,你可以幫我看著嗎?」會員們天天交換著農園的情報。

    虛實整合之後   半農半X不是夢

    「這個模式不是新的東西了,」麥斯說,十幾年前就有農人開放田地讓人租用共耕,但只有三名兼職員工以及麥斯自己的Bauerngarten,五年內能從四座發展到二十三座農園,靠的,是網路跟科技的進步。
    灑水是自動的,而會員服務也利用了網路平台的社群效應。利用討論區減低許多溝通成本、增加會員互動,還有一步步的教學也仰賴實體與虛擬的搭配。麥斯打開放在農園一旁的公共工具箱,裡面放著每個人需要的有機肥,會員如果忘記了怎麼施肥,還可以選擇從網路重溫工作坊的內容,搭配眼前的工具箱使用。這些服務,都讓會員的成功率更高,提升成就感跟收成的量。
    服務的滿意度加上口碑效應,Bauerngarten近幾年的會員續約率都保持在七到八成,目前五百七十五個家庭之外,還有兩百個會員申請在候補,「接下來想要往漢堡走,但要先找到人手」麥斯苦笑。
    Bauerngarten的模式成功關鍵是位置與人才。 曾經的失敗經驗告訴他們離都市太遠就失去了客源,但要找到能夠善用科技又具備農業知識的人才,對此,麥斯有些著急,因為在他心裡,農村的未來始終是個責任。

    讓農業走向服務業,串聯農村與都市兩方需求

    麥斯從小在農村中長大,對農有興趣、又學農,我問他為什麼不回家?「那種一般的農業太無聊了,而且,沒有未來,」他對我滔滔不絕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的農業如何整體邁向工業化,進一步的對傳統農人造成挑戰,「現在你要開始一座可以競爭的農場,至少要準備四十五萬歐元,這遊戲我實在玩不起」麥斯說。
    同時,面對大規模的機械式生產,麥斯爸爸代表的傳統生產者,普遍面對被收購、產能被整併、價格被控制,接著是人力老化的問題,若真的回去接班也將是硬仗一場。
    從小想要從農、卻害怕從農,麥斯從柏林南邊開始拜訪了一百多名小農後,「我說我想要靠服務賺錢,我爸爸不是很能理解,」麥斯回憶。從都市人的需求、土地的閒置、老農的人力缺口中,Bauerngarten藉著科技加持,巧妙的創造了一個互補的合作模式,實現都市人的小確幸也為農人找到新的出路,如果說人們對好的食物只會越來越渴望,人們永遠都需要吃,「那這種服務應該很難被淘汰了,對吧?」麥斯說。
    核稿編輯:金靖恩
    更多專題:社企流即將推出新版專題頁面,快來選你最喜歡的版型吧!
    (歡迎分享文章網址,禁止全文轉載至其他介面)
    閱讀文章
  • 【柏林現場】這套課程讓孩子種菜、拔菜、賣菜通通自己來,不僅學校排隊搶著合作  連總理梅克爾都埋單

    【柏林現場】這套課程讓孩子種菜、拔菜、賣菜通通自己來,不僅學校排隊搶著合作 連總理梅克爾都埋單

    文、圖:劉致昕
    跟著狂奔的小孩,我走進了柏林東南的一所小學,老師正大叫著。
    「喂!不要踩到菜!」兩個十歲的男生跑來跳去,場景跟台灣沒什麼兩樣,只是他們剛剛跨過的是一排還在土裡的馬鈴薯。「萬一你踩壞了,那你要自己賣出去喔,」兩個男生停下來看著老師,高的那個抓了抓頭,旁邊的說「沒問題,我爸說只要我種的他都買!」語畢,兩人沿著田埂繼續狂奔。
    老師邊搖頭邊走向我。「沒辦法,明天放假,他們都瘋了。」
    你沒看錯,這裏是柏林市區小學裡的一畝田,負責種菜的是高中低年級組成的「農耕隊」,二十五種作物在不同時間收成,孩子們照顧了田裡的「孩子」之後,還得負責賣給家長、學校餐廳、附近的廚房,然後再以消費者的身份好好品嚐。
    這不是什麼農村限定的扮家家酒遊戲,這是社會企業GemüseAckerdemie(後稱GA)的食農教育計畫。學校把大門打開,拿出1500到2500歐元不等的初始基金以及一片校地,讓GA來自己的學校裡開課,教學生,也教老師。
    別以為這是個賠本的純公益計畫,每一個採用GA食農教育計畫的學校,不只是有完整的教材可用,還有GA提供的助教,每一季生產的蔬果收入,遠遠超過支撐每期耕作所需成本,幾年內打平初期投入不是問題。
    計畫推出的第二年,德國就有跨四個邦、超過二十所學校聘請GA,甚至連在地的企業、幼稚園也都找上門來。「因為試過計畫的學校發現,孩子帶來的中餐蔬果都變多了,孩子會跟家長要求每天至少要一個蘋果!」GA的公共關係主任包曼(Susanne Ceron Baumann)笑著說。

    農村來的博士生,如何改變整個社會?

    GA的創辦人施密茲(Christoph Schmitz)是一位來自農業家庭的博士,從學生時代,他看著學校帶著學生來產地拜訪。但沾水式的「體驗」最多就是知道胡蘿蔔來自土裡。
    「之前(食農教育)的做法沒有效益,兩三個小時沒辦法改變生命、消費選擇,沒有讓人真正知道植物的價值。」施密茲說,「能不能培養一個永續思考的消費者?」、「能不能用教育讓人更健康?」
    他一邊寫自己的博士論文,一邊思考著家中田裡發生的事。
    他攤開數據,告訴我為什麼這件事重要。在德國,每個人每年丟掉82公斤的食物,有44%的蔬果被丟掉。他認為人如果知道食物的價值,就不會浪費。
    第二,六到十一歲的孩童,每日攝取的甜食飲料量是建議標準的218%,同時每日攝取的蔬果量卻是建議標準的40%以下。吃太少蔬果了,一個是不認識,一個是覺得不好玩。
    把孩子帶回自然食物的生產鏈中,重新培養人跟土地、食物的關係。然後讓人活得更健康、吃得更好、更少浪費,這是施密茲為自己許下的目標。
    在生下第一個孩子之後,他一邊帶孩子一邊打著學校的主意。
    「然後他就跟他姊姊一起開始了,」包曼代替正在休第二次育嬰假的施密茲回答,2013,GA的商業模式就在他姊姊執教的學校開始測試。

    做學校的「地下農務主任」

    他們發現,學校有地、有意願、有學生,但老師們都太忙了。於是學術界出身的施密茲與農業教授、農人們合作,將學術知識與實務經驗化成整套教材,並且分成教師手冊以及學生習作。
    接著,他們為合作學校提供三天的教師訓練,利用無法進行田野工作的冬天培養每一所學校的種子教師。氣候許可之後,為學校整地、處理種子,每個星期提供兩個小時的田野課程,由GA在每個區域的助教以及合作農人擔任。
    「因為每個地區的自然條件都不同,所以每一週我們都會帶相對應的教材過去,」包曼說。
    每一個環節的設計,GA都試著將門檻降低,讓對食農感到外行的學校,也能大膽的投入食農教育。同時,他們試著為學校加值。
    首先是創造跨年齡的互動。「農耕隊」必須由不同年級的學生一起組成,讓學生培養跨年齡的社交技巧,練習團隊合作。第二,除了學生之間,GA也讓農耕成為父母、社區民眾與學校互動的方式。最直接的是蔬果的販售,當地孩子種的蔬果,新鮮、無毒,成為學校廚房、社區餐廳、家庭的首選。
    過程當中,「最重要的環節是吃,」施密茲說。要食物賣到學校餐廳、家長或是任何一個廚房、餐廳,是為了確保孩子吃到自己種的蔬菜有多美味,並且在餐桌上跟父母分享種植的過程。
    「其實當他們在試著賣出自己種的菜的時候,就已經從自己嘴裡一次一次說出種這個菜有多辛苦了,」包曼說,孩子因此深刻的體驗、了解並傳播好食物的得來不易。
    「而直到他跟家人都吃進去的時刻,就完全了解了嘴中的這個味道,是多少時間、努力換來的,那就真正達成我們的目標了。」施密茲說。

    從一間學校開始,挑戰整個世代

    已是兩個孩子的爸,施密茲希望GA能走向全國,能夠改變整個世代。
    GA的計畫去年接受第三方機構評量,證明學童大量改變飲食習慣,家長們也普遍表示受到孩子影響,認識更多蔬果,家中的消費跟飲食跟著改變。加上GA為每間學校創造的收入以及在地的互動,好生意跟好形象,讓學校之外的組織也開始提出合作邀約。從一間學校開始,今年年中已經突破二十個合作對象,明年瞄準六十間學校。
    「我們的目標是讓GA的計畫納入正式課程之中,」包曼補充,弘大的願望不是癡人說夢,計畫推出的第二年就接連受到德國經濟部、農糧部的獎項肯定,資助第一階段的發展,去年六月,更得到德國總理梅克爾頒發社會創新類獎項,證明了他們商業模式的創新以及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
    「我們希望創造全新的一個世代,對食物生產熟悉,而且反映在他們的消費行為上」施密茲說。
    而當每一篇關於食農議題、食安風暴的報導都強調消費者的關鍵影響時,GA直接從校園切入,將學校轉化成生產、培育、交易基地的模式,或許正是培養生力軍、解決食安風暴的聰明解方。
    核稿編輯:金靖恩
    更多專題:社企流即將推出新版專題頁面,快來選你最喜歡的版型吧!
    (歡迎分享文章網址,禁止全文轉載至其他介面)
    閱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