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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靜默的底層革命──親訪印度赤腳學院

2016.02.18
合作轉載

印度聖雄甘地的一雙赤腳,沒有因他的離開便停步,在他身後還有無數的赤腳,並不會因國家的不完美而退縮,反之在黑暗中走出一條道路來。

印度的赤腳學院,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之一,創辦人羅伊被美國《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選為世界百大影響人物,赤腳學院的意念便是來自聖雄甘地的赤腳精神,以非暴力手段對抗社會的黑暗,改革不公不義。

文、攝影:張翠容

羅伊夫婦(右)與村民開會。(攝影:張翠容)

我所追尋的那一雙「赤腳」,終於在眼前出現,這正是印度具創意的赤腳學院的標緻,而其創辦人邦克爾·羅伊(Bunker Roy)在學院裡的家門前,也擺放了一雙赤腳的浮雕,浮雕下是一個石碗,一派樸實無華,寧靜致遠。

處在一片安寧簡樸環境的赤腳學院,很難看得出它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之一。

認識赤腳學院(Barefoot College)源自羅伊的精彩演講。某次我到台北做講座,與一出版社總編談起委內瑞拉的社區實驗計劃,我表示下一本書想書寫其他地方的另類實踐經驗。要為讀者帶來有關希望的故事,和對人類衝出生存困境的想像。

總編聽了,立刻給我羅伊介紹赤腳學院的網址。我看後,便興起親訪的衝動。

被美國《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選為世界百大影響人物的羅伊,他在演說中坦然表示,這所位於印度拉賈斯坦邦(Rajasthan)的赤腳學院,其意念來自聖雄甘地的赤腳精神。他說:「這所學院的文化,就是追隨聖雄甘地的生活和工作習慣。吃飯,睡覺,和工作都是在地上。」

甘地在世時,便經常光著雙腳會見外國政要。

而赤腳精神就是腳踏於最草根的土地上,樸實生活。這正是推動赤腳學院往前走的支柱。羅伊把他大半生傾注於對黎土黎民的關懷上,在最偏遠的村莊開設赤腳學院,培養的對象大部分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又或是失學、未嘗正規教育、沒有經濟能力,把他們訓練成村裡的太陽能工程師、工匠、牙醫、醫生,其技能為社區所用,那麼,社區便不需外聘昂貴的外來者。

不頒發證書的技術學院 每個人都能成為專家

羅伊強調,赤腳學院不會向他們所培訓的「專家」頒發證書。他笑說:「在世界各地,你會發現,所有的男性都想要一張證書。為什麼?因為他們想離開村莊,到城市去找工作。」

因此,羅伊想到了一個好辦法,就是專挑選祖母,把她們變成社區需要的專家。祖母對家鄉最有感情,她們不會因有一技之長而離開,反之她們會死守家鄉,奉獻自己。只要村莊的需要得到滿足,城鄉差距拉近,人們願意留下來,農村人口外移的問題,便可獲改善。

「你的教育是留給社區來鑒定,你不需要掛張紙在牆上來證明你是名工程師,你在生活中開展出來的技能就是你的證明。」

羅伊有一番發人深省的說話:「我年少時所受的教育,在印度可算是十分的優異、昂貴,但它也幾乎毀了我的人生⋯⋯」。他的意思是指,當你愈高高在上,便會愈遠離生活。遠離生活意味什麼?這表示你不會增長智慧,因為你愈自以為是。

可是,在赤腳學院,老師又是學生,而學生也可是老師,他們學會彼此尊重,亦明白到如何從生活中彼此學習,這包括與大地萬物共處,並從大自然中獲取生存的能量和技巧。

赤腳學院教授村民利用太陽發電,把鄉村燃點起來,便是一個令人眼前一亮的例子。村民又懂得從屋頂收集雨水,用地箱儲水;再利用大自然給與人類的材料,搭建起獨具創意的建築物。

「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專家,只要你願意用雙手工作。不要因為勞動而有羞恥心。還要向社區證明你有他們需要的技能,並對社區提供服務。其實,怎樣才算是一名專家?專家是指那些不但有能力,還有信心和信仰的人。占卜尋找水源位置的人是專家。傳統助產婆,也是專家。傳統的擺放餐具者也是專家。專家遍佈世界各地。任何偏僻的鄉村裡都有他們的身影。我認為這些人應該加入主流社會,證明他們的知識和技能,是全球通用的。他們的技術和知識需要被應用,需要向外界的社會展示,這些技能和知識,在今天的社會中還可以得到發揮。」

羅伊在演說中侃侃而談,他改變了人們對專家的看法,對職業精神的重新定義。他不僅是社會活動家,更是一名教育家。

近年大家流行講「賦權」(empowerment),這意思就是讓弱勢變成強勢,從被動變成主動,掌握自己的命運。而赤腳學院要做的,就是對村民的empowerment,令他們成為自己的主人,即使一貧如洗的文盲。

有人認為這是一項可解決城鄉差距、具有「革命性」的滅貧發展工作,並還底層人民一個尊嚴與自信的生活。

他們在生活每一個微小處都可以見到智慧。我迫不及待安排行程,前往探訪。想不到,羅伊很快回我的專訪請求,他在電郵中說:「歡迎你來赤腳學院與我會面!」在他的字裡行間,讓我感到友善與溫暖。

我在一個深冬從香港飛去印度首都德里,再從德里坐6~8小時的長途公車前往西北部的齋普爾(Jaipur),在齋普爾,我還要轉乘另一公車到一個市鎮Kishangarh,車程約二個半小時。到了Kishangarh,可找一部出租車往Tilonia,這一條村莊正是赤腳學院的所在。

但,我沒有選搭出租車,赤腳學院派來一部他們的吉普車來接我,收費比出租車便宜,而且確保不會迷路。

赤腳學院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是來自Tilonia,這包括司機在內。而我們這些外來客所付的費用,從車費到學院內的食宿,都是他們收入來源之一。

沿途,我看見一些婦女以薄紗蒙面。原來拉賈斯坦邦有不少村莊仍實行封建主義,童養媳依然存在。在男尊女卑的思維下,已婚婦女不應拋頭露面。

抵達赤腳學院時已是黃昏時分,寒意襲人。在空曠的村莊,天階夜色涼如水。村裡以太陽能發電,當太陽下山了,水也跟著冷了,再晚一點便會猶如冰水,更何況那個唯一的熱水水龍頭,竟被鎖上。看來,熱水的使用是有時間限制的。

宿舍式客房很簡單,只有兩張單人床,連一張椅子也沒有,更遑論暖爐了。此外,這裡沒有沖廁、沒有正式浴室,一切都是農村式基本設施。吃飯與村民大夥兒在席地而坐的大廳裡,吃著簡單的咖哩素食。即使一片肉,對村民而言,也太奢侈了。

雖然清貧,但大家鬥志激昂,對自己的土地有不言而喻的獻身精神。這可能由於羅伊夫婦就與他們同住,起著鼓舞作用。

資訊自由法 是弱勢社群的有力武器

原來,羅伊的太太阿烏娜(Aruna Roy)是一位女中豪傑。在印度,她比丈夫還要有名。赤腳學院開始時,她曾與丈夫併肩作戰,後來她轉移投身工人與農民運動,並成立一個叫「工人與農民賦權組識」(Organisation for the Empowerment of workers and Peasants),她同時也關注農村婦女的權利。

不過,阿烏娜其中一項最被人稱頌的成就,就是於2005年成功迫使政府通過資訊自由法,令印度民主向前邁向一大步。

阿烏娜告訴我,在未立法之前,印度的公共部門和公職人員,從上至下貪污得一塌糊塗,民生大受影響,老百姓無法掌握有力證據申訴。舉個例子,每天不足一美元生活費的印度窮人,可獲糧食配給,但有不少人到有關部門取糧食時,往往不得要領。後來才發現給窮人的糧食竟落進黑市市場謀利。

自通過資訊自由法後,有關帳目必須有個清清楚楚的檔案,放在政府中央檔案室,供大眾翻查。

阿烏娜說,資訊自由法成為弱勢社群的有力武器,減低他們受公職人員欺凌的機會,並還他們一個生存權。

原來這也是「賦權」的其中一個重要手段。有一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的資訊自由程度,與貧窮、饑荒有密切關係。資訊不自由,貪污肆虐,分配不公,貧窮、饑荒便更見嚴重,弱勢社群只能弱下去,無法翻身。

印度底層的老百姓,都十分感激阿烏娜為他們爭取了資訊自由法的通過。在印度,羅伊夫婦倆的工作成為佳話,不少外國媒體也千里迢迢前來探訪,再加上印度本地的團體訪客,赤腳學院在寧靜中見熱鬧。

羅伊夫婦感召了不少知識分子加入他們的團隊。我在赤腳學院一個新年活動中,認識阿烏娜一名戰友,他原本是位在銀行工作的經濟學家,後來發覺在大學所理解的經濟學,現實根本不是這回事,他不想在自己的專業界別中同流合污,前年便毅然辭工全職協助阿烏娜。他說,不僅群眾需覺醒,知識階層也需覺醒,民主才有希望。

我在赤腳學院的幾天,觀察到沒有人能高高在上,即使羅伊夫婦,他們所吃的,與大家一樣,用餐過後同樣親自清洗餐盤。

在訪客登記處工作的Nandlal,是我一抵達赤腳學院第一位交談的員工,他也是Tilonia的村民,所受教育有限,但現在能說簡單的英語,還負責安頓來訪者,他感到很自豪。

他雖然行動有點不方便,但他的肢體語言豐富,尤以面部表情,我一看便知道他想表達甚麼,而且他總是信心滿滿的。

文盲率太高 用木偶戲說故事


赤腳學院用木偶戲排解疑難。(攝影:張翠容)

在赤腳學院,有一種很特別的溝通方式,就是木偶戲。羅伊曾這樣解釋說,在文盲率太高的地方,他們無法透過文字溝通,便用圖案,甚至用木偶來講故事。在學院裡,有一位已近300歲的木偶爺爺,叫喬金查查。

羅伊在演說中幽默地說:「他是我的心理分析師。我的老師。我的醫生。我的律師。我的捐贈者。他幫助籌款,解決爭執。還幫助解決村裡的問題。如果村裡發生一些矛盾,例如來上課人數越來越少,又或老師和家長方面有衝突,木偶便會請老師和家長讓他們握手、討論⋯⋯」。最有趣的是,羅伊指他們的木偶,都是用回收得來的世界銀行報告紙製作而成的。

羅伊的助手Bata告訴我,Tilonia是一個很保守封建的村莊,老一輩的思維十分守舊,他們便用木偶戲這種軟方法吸引他們,透過木偶戲去解釋一些既成制度的不合理性,舉個例子,童養媳。

印度雖然努力邁向現代化,經濟起飛,但社會觀念仍然落後,男女關係之不平等,年前因一宗令人震驚的群黨輪姦案,年輕一代借此爆發他們對落後人權狀況的不滿。男尊女卑觀念不改變,婦女繼續受歧視打壓,她們無法正常為社會發揮自身的貢獻,倒頭來是一個民族的損失。

赤腳學院正是從提升婦女能力地位入手,在最底層的、最封建的社群開始,首先是思維的轉變。

其後我與羅伊的訪談中,他向我指出一點,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行動可以是非暴力的,但思維的轉變卻可以是很「暴力」的。

他又說,革命把制度改了,但當人的思維未改,舊制度依然存在人的心中,最後便再復活過來。只要看看根植於印度數千年文化的種姓制度(caste system),即使在現代印度,它已非法化,但它未有消失。

說到這裡,我終於明白赤腳學院,為何專門培訓農村祖母成為太陽能工程師,這不只關乎技能,而是更關乎一種觀念。

Bata豎起姆指,高興我說出要點。她說:「就以我為例,我已經32歲了,還未結婚,在這一條村莊,是極之不可思議的事情。幸得我媽媽受赤腳學院的影響,較開明,沒有強加家長式婚姻安排,還讓我自由戀愛,我下月便結婚了,我的未婚夫是一位法國人。」

我為Bata開心。沒錯,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竟是異族婚姻,在封建的村莊可以是極具爭議。

Bata表示,婚後她仍會留在學院工作,或許印度與法國兩邊走。這由於學院已成為她一個很親密的家。原來,她有一位當攝影師的爸爸。當她年少時,她爸爸因交通意外去世。一天,羅伊問她,是否願意繼承爸爸的遺志,為赤腳學院擔當攝錄工作?現在,Bata是學院的一雙攝錄眼睛,把學院的信念和活動工作一一記錄下來,並且推廣到海外。

她帶我探訪學院各「學系」和部門,太陽能培訓當然是重點,此外,還有醫療診所、建築、紡織、水利、手工藝等,他們還有個電台,培訓傳播人才。

6個月培訓 祖母成為太陽能工程師


文盲婦女也能成為太陽能工程師。(攝影:張翠容)

當我走進一牙科診所,一位60多歲的牙醫祖母一手拿起一副牙齒模型,另一手拿起牙齒,向我示範刷牙的正確方法,並表示可為我洗牙。她沒有證書,有的是大家都知道她在學院獲得「牙醫」培訓後,回饋社區居民,從來沒有出過錯誤。
 
跟著我經過學院的電台,一名披著頭紗、一身印度傳統服裝的少婦正在做廣播節目。完結後,她向我笑著說,她已深深愛上廣播工作了。我問她丈夫及家中老人家如何看待她的「拋頭露面」?她表示,她的工作不僅對她自己的成長是好事,對她家人也是好事,至少家中多了一位生產者。既然是好事,家人是會慢慢感受得到的。氛圍也很重要,赤腳學院為村莊帶來了不同的氛圍,而且甚具感染力。

就好像我在學院的太陽能培訓班,碰上一群來自非洲的婦女,當羅伊親訪她們家鄉,表示要把她們帶到印度來,並要把她們培訓成太陽能工程師,實在讓她們太驚訝,她們的丈夫反應更大,高呼:不可能!

但,赤腳學院的工作,就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並用手語和圖案克服學習障礙,6個月後祖母便可成為太陽能工程師,回鄉後把此技術發揚光大。

現在,太陽能這一技術,不僅一步一步點亮了印度的村莊,還點亮了最低度發展國家的村莊。最重要的是,這都是由農村婦女來親手燃點,她們除照亮自己的社區,同時也逐漸打開視野繼而照亮人心。

除了太陽能發電外,在此,特別值一提的,就是近年全球談得熱烈的「水資源的開發和訓練」,赤腳學院收集了各國有關豐富資料,對於如何使用雨水、開發飲水,在學院都有很創意的研究。

我在赤腳學院到處都可聽到隆隆的紡織機聲音,見到婦女們埋首製作她們的手工藝,或正專心連接太陽能的儀器機件,又或進行水利工程。

勞動,不分男女,都可從中重拾尊嚴,以及一份互相的尊重。

民主教育紮根 12歲女孩當「總理」

還有令我讚嘆的,就是晚間學校。

我在學院的最後一個晚上,特意走訪這些晚間學校,從孩子身上學了很多東西。這些與眾不同的學校,可說是專為農村子弟,特別是女孩而設。這由於在傳統農村,有大半小孩日間要替家裡照顧山羊、綿羊、還有其它的家庭雜務,沒機會上學。羅伊遂決定要為這些孩子,建立由太陽能發電的晚間學校。

這些學校教什麼呢?除識字和常識外,還有民主程序、公民權力,應該怎麼去測量你的領土,受到凌辱應該怎麼辦,家畜病又怎麼辦。

羅伊還告訴我別開生面的民主教育,令我不禁豎起大姆指。他說:「每5年我們會舉行一次選舉。在年紀6歲到14歲的孩童,都可參與這個民主選舉,然後再選一個總理。現在的總理是位只有12歲的女孩,早上照看20隻羊,但晚上她的職務是總理。她有自己的內閣,教育部部長,能源部部長,衛生部部長。他們負責監督和管理。」

我聽得興趣盎然,這一次探訪對我而言,是不可言傳的思想與心靈洗禮。

還有更值得我懷念的時刻,就是在赤腳學院與他們共渡新年。新年前夕的晚上,赤腳學院舉行一個別開生面的戶外大派對,過百村民前來參加,小孩子特別高興。

他們分別圍著十多個以木生火的火爐,梟梟輕煙在寒冰的空氣不斷上升,但大家的歡笑聲卻釋出獨特的溫暖。在學院受太陽能工程訓練的外國學員,她們全部來自最落後的國家如蘇丹、剛果,薩爾瓦多、阿富汗、所羅門群島等,她們也一同參與節目表演。

與這對巨人夫婦一起過年,令新年讓我倍感意義。 

一次旅行,改變自己,也改變他人命運

「他們一開始忽視你,然後嘲笑你,跟著和你鬥爭,但最後勝出的卻是你。」──聖雄甘地

羅伊很喜歡引用甘地上述的一番話,他自認是甘地的追隨者,而他的家庭背景與甘地也相似,一樣來自印度中上階層,父母為他安排入讀最好的學校,建立最好的社會人脈網絡,準備一條最好的志業之路。羅伊笑說:「此外,我也曾是印度國家壁球比賽,連續3年獲冠軍,整個世界似乎只是因我而存在,一切都好像在我腳下。」

是什麼原因讓他拋棄燦爛的人生,追尋甘地的赤腳精神?原來因一次旅行、一次志工經驗。就在1965年,當時他還不足20歲,他基於好奇背著父母來到了印度有史以來最大的比哈爾邦飢荒,他第一次見到了因飢餓而死的人,震動著他的整個心靈,而他的人生觀也因此默默起變化,他決心走進底層去。

一次旅行,改變自己,也改變他人命運的例子,總讓我們津津樂道。

佛陀釋家牟尼原本可以安在皇宮,做他的尼泊爾皇子,享盡榮華富貴,怎知一次出宮,目睹眾生苦難,毅然拋棄一切,為眾生尋找彼岸之路。

切.格瓦拉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差不多過了半個世紀,仍然激盪人心,並成為後人追求公義社會的引擎。從書到電影,都可以讓我們重溫主角少年輕狂,與友人騎著破舊的摩托車,環遊南美洲,但在旅途上,南美洲底層社會的不公不義,令他無法視而不見。一次浪漫旅程的計劃,結果成為他的殘酷的成人禮,革命之心由此燃點起來。

多年前有一位美國人到巴基斯坦攀山,沿途經過山區貧脊地區,當地人連最基本生活也沒有,卻仍不忘好客之道,為他送上三杯茶。他回國後未能忘懷那三杯茶,決心重返巴基斯坦山區,興建學校,讓教育改變山區孩童的命運。而他的《三杯茶》更感動了全球,成為暢銷書。

羅伊亦一樣因一次旅行,令他從城市跑到偏遠的農村,從底層開始,進行他的靜默革命。

其實,聖雄甘地不也是因一趟火車之旅,燃起了心中正義的火苗?!甘地在領導印度獨立革命前,他在南非買頭等車廂車票,被英國人趕下車;回到印度,他看到貧窮的印度人擠在三等車廂,英國人則獨占寬闊的高級車廂;當印度人擠到高級車廂時,英國人大聲斥喝印度人滾回三等車廂去。

甘地雖然出生中上階層,從英國學成歸國,與上流社會打交道,但目擊傲慢的殖民者高高在上、社會等級之不公,印度人在自己土地上成為他者,他遂發起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

半個世紀前的一位巨人,他的每一句話語都在這個時代迴響著,提醒我們非暴力的意義。但,有多少人在細心聆聽呢?

可是,羅伊卻把甘地的一言一行記在心中,並成為他人生的指明燈。而甘地倡導追求真理、不怕犧牲和非暴力原則,以此來對抗黑暗的力量,正是羅伊推動赤腳學院的目的,這是一種非暴力的改革手段。

以非暴力手段 改革社會的不公不義

在羅伊身上,可看到甘地的影子。

中國《禮記》的〈大學〉篇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首先就是修身,甘地也強調這點,他說:「只有當我們自身不斷淨化時,才能制止戰爭、貧困不公⋯⋯」。因此他對自己有嚴格要求,他定期守齋、把自己的財產和金錢奉獻出來、並放棄顯赫的職位。

他的生活維持儉樸狀態,坐第三等火車,為人們打掃做飯,一切簡單實在。

為了明心見性,甘地堅持每天進行內觀默想。他說,比武器更強大的就是禱告。他還說:「我們不能去一天聖堂、猶太會堂或者清真寺,第二天就支持戰爭、支持死刑、煽動種族主義或者資助核武器的發展。」

他的非暴力精神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他以「苦行」作為鬥爭手段,因為非暴力最本質的條件就是自覺忍受痛苦。非暴力並不是指屈服於惡者的意志,而是指運用一個人的全部靈魂力量來反對壓迫者的意志。

甘地不僅是個思想家,他也是位行動家,最後成功以非暴力不合作手段,擊退殖民者,帶領印度走上獨立之路。

每個人都是其所身處文化的產品。我們不禁問,誰影響了甘地? 

事實上,印度不僅有聖雄甘地,在他之前還有不少傑出的思想家,他們的主張與信念,影響巨大。他們除了是印度珍貴的遺產,也是世界的思想遺產。 

印度文學泰斗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他。他是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其作品蘊含濃厚的東方哲學色彩,成為西方了解東方一扇人文窗口,他被喻為「詩哲」。

某天,一位朋友不知在那裡弄來一本《奧義書》,告訴我如要了解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不能不閱讀這本印度古代哲學書。原來,《奧義書》也深深影響了泰戈爾的思想,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起「詩哲」的宇宙觀、人生觀、宗教觀,以至世界與社會觀。當中還有吠檀多(Vedanta)哲學和印度教改革派的思想,這就是在大慈大悲的神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即《奧義書》所說的「梵我同一」,這由此令泰戈爾對印度的種姓制度深惡痛絕。

泰戈爾熱愛東方哲學,但也不忘與西方哲學相比較,後者的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引起這位哲人極大的興趣。不過,他對西方文明也不無鞭韃,不同意人和宇宙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這引伸到人與人、國與國的關係。因此,他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有嚴厲的批判。 

對泰戈爾而言,西方文明就是盡一切努力去培養國民,讓他們的國民發揮一切才幹去佔有和利用一切能够得到的東西,並得勇於克服種種障礙,與大自然打仗,也要與其他民族打仗,直到最终達到他們的理想。 

印度文明的最高理想則是人與大自然和諧統一,而所努力培養的人不是追求權力和財富,而是追求人的最高精神本質。因此在印度自古以來最受人尊重的不是皇帝將相,和有權有勢有錢的人,反之是那些能抛棄私欲和財產的聖賢。 在印度這個思想脈絡出現甘地這一人格,想來也如此自然。 

公義,可能會遲到,但從不缺席


印度赤腳精神令人深思。(攝影:張翠容)

可是,印度則是個奇怪又矛盾重重的地方,她可算是東方哲學的來源重地之一,重精神和諧多於物質佔有,強調心靈淨化多於私欲追求,論菩薩慈悲不能不談博愛與公義,這一切思想孕育了不少知名的印度思想家,除泰戈爾、甘地,還有奧修這位心靈導師,魅力非凡。

但印度社會卻偏偏最不公平,也不見仁義,統治精英物欲橫流,底層如活在地獄之中。

當我游走於印度貧民窟的悲慘世界,我似乎又聽到印度哲人們的吶喊,並深刻體會他們為人民奮鬥的艱辛血淚史,從高梵阿尼(Rajni Kothari)到洛希亞(Ram Manohar Lohia),當然還有甘地的戰友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他們為人民奉獻了自己。

我們可能只知道甘地,但洛希亞則為甘地精神賦予了「牙齒和釘子」(編按:洛希亞是1961年印度收復果阿的靈魂人物,他在民間不移餘力地鼓吹甘地的非暴力手段,來反抗葡萄牙殖民地政府)。甘地精神在甘地去後仍長存不息,甘地的信徒們功不可沒,洛希亞更是把甘地精神激進化,令甘地繼續活在人群當中。

至於尼赫鲁,他就是印度開國總理,印度國大黨創黨人,後來他的家族即現在的尼赫鲁─甘地家族,早成為印度最有權勢的家族,有批評者指他們已變了質。

無論如何,聖雄 .甘地的一雙赤腳,沒有因他的離開便停步,在他身後還有無數的赤腳,並不會因國家的不完美而退縮,反之在黑暗中走出一條道路來。公義,可能會遲到,但從不缺席。

羅伊與赤腳學院,無疑是印度赤腳運動中的佼佼者。而在羅伊的肩膊上,我感到印度哲人智慧的重量。


張翠容(Susanna Chui-yung Cheung):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曾服務於西方及華文媒體,其後以獨立記者身份,背着行囊,隻身遊走在國際邊沿的第三世界,採訪過的國際大事計有:柬埔寨紅色高棉解除武装、東帝汶獨立公投、科索沃危機、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最後歲月、以巴地區衝突、伊拉克戰爭、拉丁美洲新世紀革命、阿拉伯之春等。著作包括 《行過烽火大地》、《大地旅人》、《中東現場》、《拉丁美洲真相之路》、《地中海的春天》。(contact@twreporter.org)

全文轉載自報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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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是現在每個當下的總和,也許不是一帆風順,
但透過想像、行動與堅持的累積,可以開創出我們期盼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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