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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CSR,傳統公司能創立社會企業嗎?

2014.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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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孟圓婷

編按:作者Ben Lewis為英國智庫nef研究員、Lewis Sustainable創立者,負責企劃、管理,並與Brite Green和Slum Dwellers International 執行CSEactivate計畫。


公司社會企業活動(corporate social enterprise,CSE),是指公司在執行計畫上,相較以往運用其核心商業技能或專業知識達到商業利益,轉而追求正面社會或環境效益,也能為企業帶來商業利益。

CSE計畫新穎之處在於透過合作,公司商業技能與知識能跨領域地發揮功效,進而加惠計畫夥伴和社區。另一方面,執行公司也能從未完全開發,但極具潛力的新興市場中獲得永續發展的專業知能。

圖片來源

CSE計畫成功的關鍵在於創新本身就是典型社會活動的一環。創新過程中所需的想法與思考,如同生物演化般,在許多不同個體的互動中產生。CSE提供跨界交流激盪的場域,各行各業的專家需要與不同組織在不同時空背景下交流,以提升專業能力與組織的創新能力。

CSE計畫的例子包括: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與國際組織Save the Children為對抗發展中國家疾病的結盟;行銷公司BBH、Lewis Sustainable顧問公司與Slum Dwellers International在衛生策略上的夥伴關係;聯合利華在印度的子公司(Hindustan Unilever)為缺乏衛生設施的貧民窟居民所生產之商品;孟加拉鄉村基金會(Grameen Foundation)與法國食品商Danone 攜手為孟加拉金字塔底端消費者所設計的營養食品,皆體現CSE跨領域發展的無限可能。

將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置於公司核心商業活動中的概念,蔚為一時風尚。但CSE與CSR不同,CSE的計畫沒有既定模式;而在完成計畫後,公司也不能如同船過水無痕一般,繼續以往的營運模式。CSE使得組織將眼光放遠,理解到實際上那些看似與日常營運活動扯不上邊的議題,才是關鍵。但在以短期利益為主的環境,組織很難不受影響。

若要成功地以CSE模式運作,以下幾點將有助達成目標:

商業角度

計畫執行過程中常因出現各種挑戰、向心力動搖而產生危機。企業需要有決心的高階主管做財務上的決策、交辦事務、並取得完成計畫所需的資源。對於員工的投資更不能馬虎,員工流動率高將嚴重危害計畫進行的品質,而使其處於高變動狀態。如何一方面執行各項有效達到目標的任務,並在充滿挑戰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取得平衡,將是計畫初期首要的工作。

員工志願參與計畫的模式通常成效不彰。故在計畫進行前的策略分析,須指出讓員工有效參與的管道與議題。一開始需審慎評估投資費用和適當分配員工時間,謹慎挑選員工,並取得經理和成本中心管理者間的協議書。

計畫概要的內容須包含明確且能測量的結果與時程表。若缺乏能立即量化的財務結果,將造成經理與主管的負面評價,進而使計劃太快受到諸方壓力,而無法成功。

實地演練

認知到資源有限,並不代表品質就能打折扣。但公司認為在行政費用上多花錢,等同於減少實際投資所能運用的經費,這樣的結果造成計劃執行力不佳。

另一項在公司與計畫夥伴間,值得注意的面向是文化差異;執行CSE計畫常是各方首次在這樣不同以往的合作方式下工作。合作機構常為了獲得投資而允諾任何要求,實際執行卻又不願在陌生場域下嘗試新事物。

在發展中國家,也許有些事情乍看之下不太專業,但能平心靜氣的看待是很必要的。

此外,詳盡的計畫契約也是成功的關鍵。契約應列所有面向,從各合作夥伴預期目標,時程與資源分配等,並有備案,以防合作夥伴無法達到應盡的義務。

經驗豐富的協調者將有助於管理計畫與地方建立關係,達到省時間、省經費,並提升計畫結果。

執行CSE所需注意的事項如上述林林總總,更代表這類型的計畫不是因它能讓企業的形象更好,而是在起頭時就該認清CSE是個用來促進各領域創新的商業性工具。CSE絕非萬靈丹,但卻指引了各類型致力於永續發展的組織,在如何從自身公司經營的商業活動中,開啓與社會議題結合的對話。


資料來源

Corporate social enterprise needs time and resources

今天我們談影響力,不談ROI

2014.01.21
合作轉載

60年代之後,企業社會責任CSR逐漸排上了各公司董事會的議程,引起許多投資者的反思:投資的目的在追求資本利得之外,是否也應該考慮社會責任?

美國和台灣資本市場有一個很大的差別,美國以法人投資機構為主,而台灣散戶佔股市8成以上,雖然兩者逐利的目的為一,投資行為卻大不相同。美國許多法人投資者將社會責任列為選股條件,甚至成立各種社會責任投資基金,有的明確表態不投資菸酒、武器製造、賭場等,有的專注於環保、綠能或潔淨科技等領域。經過20年的發展,社會責任基金已佔全美國基金總資產額的11%,並且還在持續成長。而在台灣的散戶投資人因為以個人價值取向為主導,少見將社會責任列為選股的考慮因素。

正如社會企業不同於施行CSR的一般企業,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ment)是一種新的投資觀念,與上述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SRI)不盡相同,其細微但重要的差別在於,後者以社會責任為手段,賺錢為目的,前者卻以賺錢為手段,社會責任為目的。

雖然最近社會企業在台灣受到許多關注,然而各種觀念、實務、制度仍在起步階段。在推動社會企業的整體生態環境中,還有幾個關節需要打通。首先是台灣迫切需要原生型、多樣化的社會創新,其次是公益公司的立法(請參見本人7月17日公益公司vs. 私益公司一文),而更重要的可能是計算影響力而非ROI的投資風氣。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追求社會價值的影響力資金,空有再多的愛心或創意也無法落實成為企業。

介於捐獻與投資之間

任何運作良好、永續經營的企業本來就能為社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影響力投資特別注重對社會或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依據麥克阿瑟基金會服務、掌管3億美元基金的Debra Schwartz的經驗,她用5個P來匯總影響力投資對社會企業的貢獻。

  • Price –影響力投資基金可以接受較低的投資報酬率
  • Pledge –社會企業向銀行貸款時,影響力投資基金願意提供擔保
  • Position –影響力投資基金提供貸款給社會企業時,願意接受較低的還款順位
  • Patience –可以接受較長的投資退場時間
  • Purpose –任務導向,依企業需要而提供富有彈性的投資或借款方式

因此從本質來說,影響力投資是一種介於捐獻和普通投資之間的投資行為。雖然美國也有許多影響力基金號稱投資報酬率不比一般投資遜色,但如果影響力投資遵從5P原則,風險較一般性的基金為大,報酬不見得較高,平均ROI自然較低。

難道真有投資者願意犧牲ROI嗎?我們不妨回問,為什麼不呢?一個人只要有捐獻的習慣,為什麼他不能接受ROI雖然較低,卻有捐款效果,能產生社會效益的投資機會?

更何況跟捐獻相較,影響力投資人有機會可以回收本金,循環使用,投入下一個社會企業。同時捐獻給人授人以魚的印象,影響力投資則彷彿授人以網,使初創的社會企業在進入經營常軌後便可以自力更生,不必持續倚賴資本挹注。

投資較捐獻更有影響力

一般現代人若經濟上略有餘裕,基本上多數都會一面積極理財,進行傳統投資,追求最大的投資報酬,一面也熱心捐獻,雖然整體財富的ROI因而降低,但精神層面的滿足也是一種無形的報酬。

以下用一個極度簡化的例子來說明影響力投資如何可能左右現代人對投資與捐獻之間的分配。

假設某人有100萬美金可用資金,他將95萬元投入常見的一般性投資,每年有10%的ROI,另外5%無償捐獻給各公益組織,平均下來他每年的ROI將為4.5%。

假設影響力投資也是一個選項,他也許會將捐獻的金額降低為4%,另外投資4%在追求影響力的項目,其餘92%繼續投入傳統投資。傳統投資的ROI仍然是10%,影響力投資的ROI較低,只有5%,結果在這些假設條件下,他每年的ROI將會是5.4%。投入公益的金額增加了,ROI卻不見得降低。

這個例子裡ROI高低多少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原來他只有5%的公益預算,透過影響力投資,他可能將預算擴大為8%或更高,換句話說,他對社會公益的貢獻(也就是影響力)從5%增加到8%。如果這個人代表社會多數人,便多出60%的資金流入社會公益領域,這是何等可觀的力量。

台灣以愛心充沛聞名國際,遇有緊急災難時捐獻向來不落人後,發展社會企業的遠景令人期待。上述的三個關鍵環節:創意、制度、資金,在台灣社會企業發展的進程中,缺則事倍功半,全則事半功倍。而影響力投資要能普遍,不只需要開發觀念,制定相關制度,更重要的是有心、有能力人士的自覺,以行動參與,最後才能蔚為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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