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派.社創視角

恩派.社創視角

恩派(NPI)於2006年首創「公益孵化器」模式,以「助力社會創新,培育公益人才」為使命,致力於發掘培育處於創業期的草根社會組織。目前,恩派已發展為中國規模最大,服務最全,影響最廣的支持性公益組織之一。社會創業家學院(SEI)為恩派旗下機構,其致力於探索「系統性、本土化、參與式、案例型」的中國公益組織能力建設路徑。【恩派.社創視角】通過對中國大陸地區NGO及社會企業的實地觀察,展現恩派的思考與觀點,同時呈現社會創業家學院在公益組織能力建設領域探索的成果,以及中國大陸地區在社會企業與公益領域的改變。

專欄文章

7篇)
  • 中國公益 溝溝坎坎這五年

    中國公益 溝溝坎坎這五年

    文:韓燕 公信力被社會公眾屢抓屢中,直接折射出中國公益這五年所面臨的溝溝坎坎。公益圈在一次次突圍,而公眾也在如剝洋蔥般一層層的剝,有的坎翻了過去,有的還在翻,有的依然在原地苦思並沒有質的突破。 沒有人能夠想到,一個叫郭美美的小女生會引發中國公益信任的持續震蕩。僅事發當年導致深圳紅十字會2011年7月的社會捐款同比下降高達97%——甚至進一步影響到全國範圍內的捐贈熱情,使全國慈善組織6~8月接收捐款額與此前三個月相比下降了86.6%。 「郭美美」一個爛熟於心的名字,如今再次拿出來,只成為人們的一份談資。飽受「郭美美」事件影響的中國紅十字會似乎已從影響中走出,不久前剛剛宣布2014年魯甸地震已募集款物超2.5億,但在8月18日就被騰訊財經深度報道踢爆了新漏洞,該報道稱在北京郊區耗資上億元打造的總會備救災倉庫,紅會通過兩份「陰陽合同」,利用「以捐代租」的擦邊球,從中牟利每年達數百萬。 這些年來,中國慈善一頭扎入公信力危機的激流,再也未能上岸。危機如潮湧,按時輪回,衝擊慈善的暗礁。

    現代慈善觀有待重塑

    論及中國公益發展的暗礁,第一道就是現代慈善觀的重塑。 在汶川大地震之前「公益」與「慈善」的定義之爭曾很熱鬧,但此後,這個問題開始淡出討論,人們將關注點聚焦在誰捐了,捐了多少? 中國慈善文化的哲學基礎是性善論,體現的是人性的羞惡、惻隱、是非以及辭讓這四個善端,更強調給予者的大方和仁慈,更突出街坊鄰居熟人間的互助。這種中國特有的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的慈善原則導致中國慈善事業的封閉性和內斂性。而西方基督教文化將慈善作為一種他律要求,有一種外在強迫性。 慈善文化不同的淵源使得中美現代慈善事業的發展,出現許多意識形態的碰撞。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慈善在公權與私權方面的界線劃分得相當清晰,捐贈者可以不公開、不透明,充分尊重捐贈人的意願,如果有媒體騷擾慈善家的正常生活甚至對其個人的私生活和小時候的不良行為進行報道,可能會遇到較大的法律麻煩。相反,受捐助者往往比捐贈者受到更多的監督。 我國有關法律對於捐贈人的權益也給予了多方面的保護。但是,由於歷史原因,我國社會公共權力侵犯公民隱私的事情不斷發生。人們往往習慣於對捐贈者本人特別是對名人的捐贈行為進行嚴格監督,形成了一種越捐贈得多、越受監督而不捐贈則安全的畸形現像。 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稱,中國老百姓對慈善行業有很高的期望,把它看作聖潔的化身,無法理解一個公益組織怎麼還要「賺錢」? 然而,待NGO做大以後,客觀上又必須和企業、商業打交道,一方面解決現有的資金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保證捐款源源不斷。中國不少慈善組織很委屈,覺得自己確實把勸募的資金都用到位了,效果也不錯。但某些機構總在微博上說是零行政成本運作,明知道是騙人的,又不敢挑戰公眾的道德標准。 「慈善文化的混亂部分是體制問題,我們慈善體制仍然官民一體、政社不分。慈善背後帶著權力,容易變成綁架。」徐永光認為,面對這種情況,公眾一旦有意見就會挑毛病,媒體一起哄,可能把對的搞得灰頭土臉,有時候錯的反而說成是對的。「認識的混亂亟待理清。」

    部門林立法規缺位

    清華大學教授賈西津認為,這些年所暴露的都是同一個問題——資金需要一系列具體的監管。「獨立清晰的法律地位,責權落實的理事會,公益資產的法律監管,多元問責的監督體制,公開透明的慈善環境,是公益組織公信力的保障。」 2013年10月30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發布,「慈善事業法」再次出現在「第一類項目:條件比較成熟、任期內擬提請審議的法律草案(47件) 」的名單中。不過,此次有一個變化,「提請審議機關或牽頭起草單位」從國務院改為全國人大內司委。 對慈善法的期待,已近十年,這十年中,業內是幾度歡喜幾度沉默。「部門利益是《慈善法》立法的第一個障礙。」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錦萍,一直在參與《慈善法》的起草工作,對此她頗有感觸:「立法解決的核心問題,不是與國際接軌,而是整合部門利益、責任、權力。」 北師範大學副教授韓俊魁認為,中國公益改革緩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提慈善就問責民政部門是不合適的」。他舉例稱,購買民間組織服務必須和發改委、財政部合作;稅收減免必須通過稅務總局;陳發樹想捐股權,還必須通過證監會;如果涉及國際NGO還要通過外交部、公安部……這些部門都比民政部門要強大。 2013年,全國人大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取消業務主管單位,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可直接在民政部門登記。自此,近年來被廣為詬病的雙重管理體制將不復存在。但王振耀坦陳:「雖然宣布取消主管單位,但是基金會管理條例相關規定還比較滯後,還沒有及時修訂,暫時無法很好落地」。 這廂好政策出台配套不足,那廂稅收問題依然是影響慈善組織可持續發展的障礙之一。 早在2009年12月22日,南都公益基金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等國內九家基金會宣稱,建議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對11月11日出台的《關於非營利組織免稅資格認定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簡稱:《資格認定通知》)和《關於非營利組織企業所得稅免稅收入問題的通知》(簡稱:《免稅收入通知》)進行合法性審查。三天後,另外15家公益基金會也參與進來,達到24家。基金會代表稱,該通知一些規定內容脫離非營利組織管理工作的實踐,對於非營利組織權益方面的因素考量嚴重不足。 2008年生效的《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六條第四項規定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的收入為免稅收入,但同時實施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八十五條規定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六條第(四)項所稱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的收入,不包括非營利組織從事營利性活動取得的收入。結果,所有社會組織其投資經營性收入都要繳納25%的企業所得稅。 然而,能否免稅和免稅額度似乎是公益組織地位的像征。全國第一家專門為自閉症患兒提供助殘服務的民間機構——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一度為免稅資格所困。每當合資企業或國外企業為星星雨捐款時,因其不能給捐贈方開出可以享有免稅待遇的發票,都會遭到對方的質疑而導致許多大的捐助款項隨之流產。因為按國外有關規定,非營利組織就是免稅組織。 2013年年初《國務院批轉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通知》,其中規定「落實並完善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公益性捐贈支出超過年度利潤總額12%的部分,允許結轉以後年度扣除。」這意味著企業捐贈稅前扣除的額度獲得實質性增長,將直接與美國現有優惠政策相匹配。 除慈善法立法和稅收優惠以外,加強募捐管理、提高慈善組織透明度和公信力……可以說,民政部門在現有框架下做了積極的變革,但問題的核心還在於現行管理體制,重入口控制,輕過程監管,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還需要管理體制方面的有效突破。

    專業NGO的業余實況

    2011年是中國公益慈善界的多事之秋。從年初上海盧灣區紅十字會「萬元餐」開始,中華慈善總會發票事件、中國青基會中非希望工程等相繼被媒體質疑。當年12月24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趙白鴿在京出席媒體懇談會,就紅十字會體制如何改革,趙白鴿提出的方向之一就是和媒體打交道。除了跟傳統媒體合作,還要運用新的認識層面來應用新媒體,還有就是和公民溝通。以專業的角度來與社會公眾對話,以消除公眾在公益領域的一些誤解。
    其實一切「公關」和「反公關」,都只是問題的表面,真正的問題在於公益組織是否具備了現代、專業的肌理。 曾於2012年12月發生的兒慈會小數點事件,網絡舉報人周筱赟微博舉報,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2011年的賬目上,一項「支付的其他與業務活動有關的現金」金額為48.4億元,遠遠高於當年接受捐贈收到的現金8000多萬元。中華兒慈會立刻發文澄清,財務人員的重大失誤將賬目中一項本應為4.75億元的金額,寫成了47.5億元。 無獨有偶,2014年8月,明星袁立在微博質疑天使媽媽基金:她捐款救治的孩子已出院,為何天使媽媽基金仍以該孩子名義募捐?「為何你們在7月13日那天給我答復打開連接時間竟然是7月29號?就好像現在是2014年,你們可以過2015年的日子」。 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成立於2010年,是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組織架構相對完善,盡管如此,機構內部工作人員的低級錯誤依然出的如此令人愕然。 只有專業的人才才能帶動一個行業真正走向專業化,這是老生常談。中國現代慈善事業走上了一條不同於歐美國家的路徑。以浙江為例,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離退休黨政領導和退休職工成為慈善組織管理團體主體,構成很有「中國特色」的慈善機構管理團隊。 隨著中國NGO的發展進程已日趨多元化和專業化,人才困境突顯。在中國,很多大學都開設了社會工作專業的本科和碩士學科。很有意思的是,中國大學裡很多社工專業的老師卻是門外漢,結果目前從事這個行業的人員大多是各機構自產自銷。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秘書長李勁對行業內人才缺乏有切膚之痛,「我們等不了三年五年,那時如果行業還沒有起來,可能就下去了。」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張秀蘭認為,中國公益教育,應該是三駕馬車並行。一是公益組織的專業人才和師資力量培養;二是公益知識與公益實踐、素質教育的結合;三是對全社會的公民意識和公益理念的教育。 2011年7月15日,民政部在京發布《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指導綱要(2011——2015年)》,綱要顯示,未來五年將加快慈善專業人才培養工作,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大型公益慈善組織,加快培養慈善事業發展急需的高級管理人才等。2012年底,民政部正式啟動了《中國公益慈善人才培養計劃》,計劃通過三年時間,用於建立慈善人才培養體系。2014年6月5日,中國首個社會公益管理碩士項目在北京大學正式啟動。該項目被稱為,開創培養中國公益事業高級管理人才的先河。 然而作為公益人才的載體,這幾年,國內很多NGO內部管理混亂,存在家長式管理和個人英雄主義現像。雖然不少員工有很好的信念,但往往被「一言堂」的老板擠兌走。2011年,公益圈曾熱議 「血汗公益」的問題。2010年年底的《中國公益人才發展現狀及需求調研報告》顯示,多數NGO從業者的個人月收入集中在1000元到4000元的檔次,有37.7%的人沒有社會保險。 「草根組織的資源困境很大,整個公益行業經濟份額顯得非常小」徐永光說「我們統計了07年到13年的社會組織經濟數據,發現盡管社會組織總數在增加,但增加值的GDP占有率七年來一直是下降趨勢。」。 這個數據背後,徐永光解釋稱,說明社會組織規模已經小得不能再小,並且還在繼續縮水。對此現像,徐永光和圈裡的一些同仁解釋為:草根組織拿資源還是有種種障礙。如此,機構何以承接專業人才的進入和成長? 或許這林林總總對於一路披荊斬棘的公益人來說,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中寫道:……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
    作者簡介:
    韓燕: 英國紐卡斯爾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多年媒體、商業公司、國際NGO工作經驗。現任恩派社會創業家學院總監,致力於推動社會創新和公益人才的學術研究和能力建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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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不到日出,就做一顆小小的太陽

    追不到日出,就做一顆小小的太陽

    文:SEI 王璇
    寫在前面的話——
    此文的誕生,緣於前段時間一位公益界朋友的約稿。他希望我作為一名30歲左右的公益人」,分享自己這些年的公益心路。當時反復讀了幾遍約稿的內容,除了「30歲左右」這點符合,其他我都覺稱之有愧。自己掐指算了算,雖一只腳邁進公益圈七年多,但真正接觸公益實質性的工作也只是在近兩年,充其量只能算是個「學習『公益』的人 」。因自覺資歷甚淺,所以稿子一直拖著,不敢貿然動筆,後實在經不起自己內心分享的渴望和朋友的鼓勵,我終於在33歲生日那天將自己七年來的公益心路梳理成文。

    支教是個浪漫的事兒

    時光倒回12年前——
    我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老師,小學英語老師,在西四環的一所外國語學校。
    和很多剛畢業的孩子一樣,我對職業沒有更多的概念,家裡從姥姥姥爺到舅舅舅媽再到我媽都是老師,大家都說當老師好,我就當了。我的畢業加就業,其實就是從一座校園走進另一座校園。第一次被稱作「老師」,是上班第一天走在校園裡,一個比我小不了幾歲卻高我一大頭的高中部男生突然衝我鞠躬時叫的一聲:「老師好!」 這一聲問好,雖嚇得我魂飛魄散,但卻助我徹底對自己的學生時代作了別。
    從小受母親的影響,我對教師這一職業充滿敬意。幼年時期爸爸經常出差,母親便常常帶著我上下班,即便後來上了幼兒園,還是經常會被安排到母親上課的教室、開會的會議室「旁聽」(因為幼兒園放學總是太早了)。耳濡目染,雖然我讀的不是師範,但對教師應擔的責任、教學工作的一整套「流程」都已了然於心,所以工作起來還算順利,老師當得也是津津有味。尤其每次看到家長隨孩子作業交給我的感謝信和孩子們時不時地跟我說的喜歡我的話時,我都會為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感到驕傲和快樂。
    但年輕就是年輕,沒見過更大的世界,就永遠不知天高地厚。我雖對自己的職業和工作很滿意,但心裡卻總是覺得不滿足。業余時間,我充分發揚自己的興趣愛好,錄歌、做網絡電台、寫東西,後來又學人家攝影……可仍然覺得內心有股能量得不到釋放。現在想想,我當時大概是在極力尋找一種被需要的感覺吧。我也曾有所反思:那時總認為當老師固然為人所需,但英語老師與做班主任或語文老師的感覺仍是不同,當小學英語老師更像是孩子們的玩伴。其實那實在是因為自己當時年少輕狂,光是看著遠方,近處的風景就顧不上看了,那時的我還沒有意識到教育工作更深刻的內涵,我認為我還可以做更多的事,也有更多的事等著我去做。
    就這樣當老師當到第五年,也就是2007年,受生活瑣事的一些影響,有一段時間身心疲累,一個突如其來的想法便趁虛而入地冒了出來——要不,去支教吧。那時,百度還沒有度娘,內容也比較嚴肅正經,我認真地在百度搜索裡查找支教的信息,找到了一家看起來好像很靠譜的組織(OFS)。組織讓我加QQ群、跟我要簡歷、對我講要求,後來幾天內我又陸續地接到了不同環節的面試電話和審核電話。我帶著各種在大山裡教書的幻想一路闖關,同時准備著各式各樣的教具、輔導書、玩具,但在接最後一個確認電話的時候,我衝上腦門的熱血終於慢慢冷卻下來。我聯絡到組織的負責人土雪,我說:我可以不去了嗎?至少……暫時不去了?我記得他說:當然可以,但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我以為我足以勝任農村的教學,但農村的環境我真的適應嗎?我以為我能夠受到山裡孩子的喜愛,但山裡的孩子喜歡什麼,我知道嗎?我以為我比農村孩子懂的多,但我能確定我不會被他們問住嗎?我以為我離職一年半載回來還能找到工作,但我真的了解就業行情嗎?我以為我的很多事可以一走了之,但我走了就真能了了嗎?我以為我能夠獨立並一人闖蕩,但我能保證不想家不想媽不想哭嗎?還有,我的家人,能不牽腸掛肚嗎?……最關鍵的,我以為支教是一件浪漫的事,我追求自身人生體驗的渴望真的沒有超過我要去做的貢獻嗎?這之中所需要背負的責任,為單位、為學生、為山裡孩子、為家人、為自己的責任,我好像……還擔不起。
    我很感謝那一次以及後來一段時間的經歷,讓我在內心最輕狂、最迷茫的時候認真審視了一下自己——我還是一只毛都沒長齊的雛鳥,還沒走完自己的地盤,就想去拯救世界。

    不要等到能做大事才發光

    在我為自己的支教爽約而深感愧疚的時候,OFS的負責人土雪聯系了我,問可以幫著做些其他的工作嗎?比如支教志願者的教案審核。我欣喜萬分,覺得這是一個彌補愧疚的機會。就這樣,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我跟其他老師調換了一節晚自習,在學校的接待室與土雪見了第一面,並且還得到了一份禮物——印有組織LOGO的T恤衫。通過那次聊天,我了解到了OFS是一個完全由志願者參與和運作的公益助學組織;也了解了面前這個比我還小一歲的男孩兒在植物研究所工作,地點就在離我單位不遠的香山;而且知道了正是因為他植物科研的工作,促成了OFS組織的發起與形成——他們經常為了科研上山采集標本,而山裡的人文環境實在觸動人心。
    那一年暑假,經我審核的第一批教案以及修改意見,到現在都保存在我的電腦一個特殊的文件夾裡,我覺得那是一種收獲與成就。我也覺得,自己終於在另外一個方面體會到了我本職工作的意義和價值。於是我更加為自己是一位教師感到驕傲和幸福。後來在《聖經》上學習到的一句金句大體可以總結我的感悟:「不要等到能做大事才發光,光照你所在的小地方。」
    這樣的體驗,激發了我「余熱」(業余時間的余)的發揮,也增加了我與OFS的溝通交流頻率。從那起,旦逢節假和寒暑假,我都顛顛兒地幫著組織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兒。從教案審核到志願者培訓,從行政工作再到合作洽談……或許就是第一次的爽約,使我對OFS一直抱有愧疚之情,所以遇到我顧不上做的工作,我都會在其他時間盡量通過多做些其他的組織工作去彌補。
    這樣,一晃我就與OFS相互陪伴了四、五年,這期間我經歷了一次手術和辭職換學校,以及如願以償地當了班主任和語文老師。OFS則經歷了創始人由志願者轉為全職、商業注冊、兩次搬辦公室、參與汶川地震的物資援助、獲得壹基金潛力典範獎,以及與很多企業、企業家、基金會的合作。這之中,大多有我屁顛兒屁顛兒跟隨的身影,尤其在我手術後和換新學校之前的一段時間我有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參與志願者工作。我也正是從這些年的志願者工作中,學習到了大量公益知識和公益理念,得到了不少能力上的鍛煉,也收獲了很多別人無法理解的滿足感。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業余時間恨不得比上班還忙。2010年暑假在OFS做了整一個月的行政,2011年更是在暑假西藏游之後又全身投入到了OFS與崔永元基金合作的鄉村教師項目中,把自己一扔就是半個月,送走鄉村教師第二天我的學校就開學了。OFS工作幾乎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鑲滿了我生活的空隙。
    曾經有位長我幾歲的朋友不解:你成天忙別人的事兒,自己家裡的事兒忙完了麼?他經常教育我:放假在家多干點兒活、多陪陪爸媽才是正事兒。當時我覺得挺委屈,家裡除了家務沒有什麼我可干的活兒、爸爸媽媽也沒有需要我天天陪啊。但是很多年過去,現在想來,他的話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只不過我們沒有處在一個成長期,我們也沒有站在對方的角色上去理解。首先,他是男人,家庭責任的意識更加濃厚;他比我年長,他的父母自然也比我的父母長了很多歲,已有步入老年的趨勢,讓兒女不由得想要去照顧和陪伴;再有,就是對志願者工作理解的不同,在我看來,其實「付出也是一種得到」,我甚至認為自己得到的遠遠多於所付出的,這些只有經歷過了才能有所體會。

    我的公益里程碑

    前面提到,2011年我曾參與了OFS與崔永元基金合作的「第五期『愛飛翔』鄉村教師培訓」,那一次的經歷和體驗,可謂深刻,也是我公益之旅的一座裡程碑。
    那一次,我被安排的角色是「第五期『愛飛翔』鄉村教師培訓」執行負責人,與其說臨危受命,不如說是趕鴨子上架,因為在培訓即將開始之前的幾天,我還在西藏雅魯藏布江邊徒步,回京後就被「抓」到項目中去了。項目除涉及與基金會的聯手合作外,還涉及100位鄉村教師培訓10天的活動設計,以及與各場館、景點、學校、媒體合作的溝通,還有培訓期間志願者的招募和工作協調。而這一切,在我接手項目時都還沒有完全確定下來,尤其是志願者,幾乎一個都還沒有招募。我原本想要退出,因為離我開學的日子不遠了,但眼看項目臨頭,只有一個星期的准備時間,OFS全職人員又少,土雪說唯有我能救火,也相信我會做好,衝著這份信任和責任,我硬著頭皮應下了這個差事。
    培訓期間,我在忍受了多種委屈之後近乎崩潰地哭過一次,是志願者們的默契分擔和組織負責人的及時出現,使我又情緒穩定地堅持了下來。當時大家建立起了戰友一樣的關系,雖然期間有過不少次的爭論,但目標一致,項目完成得還算圓滿,大家合作得也還算順利。
    總結整個項目,人少活多、溝通不暢、分工不明、缺少預案等是增加項目成本和風險以及執行負擔的主要原因。這也是非常典型的存在於草根公益組織中的問題,但當時我並不知道,我的公益觀剛剛僅從OFS擴展到崔永元基金會。
    「像扒一層皮」——這是所有參與其中的志願者的共同感受。而我感受最深也是收獲最多的是扒皮後的蛻變。包括對公益組織管理的認識、對公益項目的理解、對志願者精神的體會,和對自我能力和學習需求的認知。正是這一感受和思考,奠定了我後期公益觀的持續擴展。這一次的經歷也成為了我決心全職做公益的催化劑。
    其實早在2009年,我就曾作為崔永元基金第三期「愛飛翔」的志願者,只不過那一次純屬路過,接接老師、拍拍照、跑跑腿。不過,同年參加的《小崔說事》節目的錄制,倒是為我豐富了不少的信息。那一次的主題是「小小草根快長大」,邀請嘉賓為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主任呂朝和正在接受恩派孵化的草根NGO瓷娃娃的負責人王奕鷗。那次是我第一次聽到「公益組織孵化」的概念,沒想到日後我竟與恩派有著輾轉千回的因緣。

    迎接挑戰,選擇公益

    從我第一次登上公開課的講台開始,我就體會到了人生其實就是一次次的趕鴨子上架。我很感謝自己在生命思考方面的悟性,這助我化解了很多工作和生活上的壓力。在頂著很多種壓力完成了很多種任務之後,我嘗到了「嘗試」的甜頭,對沒有做過的事情不但不再恐懼,反而充滿期待。工作十來年,我逐漸從一個「不出頭」的孩子,成長為一個願意迎接挑戰的人。就是這種不畏懼挑戰的心態,加上這些年接觸公益的經歷,使我堅定了全職做公益的決心。
    決定從學校辭職的時候,其實是我教師幸福感最強烈的時候。我當著班主任,教著語文課,上課除了書本上的內容我還帶著孩子們做實驗、教他們唱我童年的歌;下課我教他們玩我小時候的游戲跳皮筋、給他們拍照;我經常領著孩子們到操場上去讀書;回家就為孩子們寫日志、編輯童年影像……孩子們在成長,我在孩子們的成長中體味著快樂,家長對我也十分認可。
    但是這一次我理智許多,我熱愛教育,所以我需要汲取更多的養料,才能更好地從事教育。而公益行業恰好就是這樣一個多元、多層次、多信息的行業,它無論在縱深度上還是廣度上,都有著近乎無窮盡的信息量。一次次的公益體驗讓我感受到了公益行業的魅力,也發現了自己不曾意識到的自我價值。並且我想,即便從事公益,也與我的教育理想不衝突。
    就這樣,我於2012年從學校辭職,正式投身公益行業。當年在OFS做了一年的全職,在日常工作和農村實地走訪過程中,深入了解到我國農村教育的現狀,也更深刻地認識了當下教育類NGO的不同管理風格和服務方向。很榮幸因工作關系,我結識了研究型公益機構「21世紀教育研究院」,並有機會與更多為中國教育發展而努力的前輩們一起交流。更榮幸的是後來受研究院之邀與幾位教育NGO同行一起編寫了《中國教育公益組織工作領域分析報告》。這都是我付出的同時收獲的積累。
    次年,我便加入了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SEI社會創業家學院便是我所在的部門,專為公益組織提供能力建設服務。前面說起過,在2009年那個我還對公益懵懵懂懂的年份裡,第一次認識了恩派、知道了「公益組織孵化」、見到了呂主任,沒想到多年後,自己竟成為了恩派的一員。如果將此前的公益工作環境比作小學、中學,那麼恩派就像是一所大學。恩派帶給我的是更宏觀的公益格局,以及更專業的公益組織和項目管理經驗。身處SEI這個充滿朝氣和創新、知性和動力的團隊中,我明顯覺察到自己公益專業知識的增長和職業素養的迅速提升。在這裡我也接觸到了更多的公益組織,從更多的公益人身上感受到了中國社會變革的力量。進入恩派以來,我仍然強烈地感覺自己的收獲多於付出,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盡可能將所學變現,好服務於給予我養料的環境、服務於更多需要我為之付出的人。

    結語

    這些年,我得到了很多公益行業前輩的幫扶,除了我跟隨多年的OFS負責人土雪,還有由合作相熟的企業社會責任領域的念寧老師、麗波,永源基金會的國武老師,持續支持公益人心靈工作坊的文瑗老師,以及恩派的丁立主任、津津老師、韓燕老師和眾多彼此鼓勵的同事們,他們都是我公益之路甚至是人生之路上的貴人。
    更令人奇妙的是,深入到公益行業後,我陸續在自己的業務工作中與十年來未見面的「網友」也是物業管理界的前輩舒可心老師邂逅;與十一年前剛當老師時同在一間辦公室的同事蔡田重逢;與我曾任職學校的學生家長、培訓界的巴喬老師偶遇……用一位同樣因公益而產生交集的鄰居姐姐的話講:價值觀相同的人,早晚走到一起。
    如今,我的公益事業還在繼續,我不斷地與舊日志同道合的伙伴欣然相逢,也不斷地被新的貴人扶持向前。
    最後,就以我曾寫給自己的一段話作為此次心路回顧的小結吧,希望它也能繼續勉勵並伴隨我的前行之路——
    「我在努力做好該做的事,也在學習完善自己。不為功利,不為成就,不為滿足感;只為一步步靠近陽光,讓心更亮,然後為身邊的黑暗照出一點明白。雖然我不知太陽離我究竟有多遠,但我珍惜周遭每一縷微光,彙聚,就是巨大的能量。追不到日出,就做一顆小小的太陽。」
    人生未完,公益待續……
    作者王璇,SEI(北京) 項目主管,負責EMC心靈成長工作坊及ICCD新媒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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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戰略性公益已成國際性思潮

    戰略性公益已成國際性思潮

    今年七月,恩派攜手第一財經,在上海公益新天地園舉辦了一場「首席責任官公開課」。恩派副主任丁立,面向200余位來自多家企業的市場、公關及CSR部門負責人,主講「論CSR中的戰略公益:以公益基金會與公益創投為例」。期間憑借一線經驗及豐富案例,充分呈現了公益使命與商業模式跨界相融,匠心獨具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下文引用《第一財經日報》的專題報道,便是基於丁立此次講授內容。
    丁立女士現任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副主任,擁有11年外資企業和9年公益組織的管理從業經驗,曾在達能集團、歐萊雅公司、聯合利華等世界500強公司擔任高級產品經理、市場總監等職。
    丁立女士2005年加入山水生態保護中心,任企業合作伙伴項目官員,期間成功地促進了國內外大企業對中國生態保護事業數百萬美元的捐助。2008年5月起加入恩派,擔任副主任,迄今負責機構包括社會創新孵化園、社會創業家學院、公益創投、孵化器2.0等在內的多個重大創新型項目。
    作為公益領域的職業經理人和培訓師,丁立女士熟練掌握市場調研與分析、項目評估的理論與方法,擁有戰略框架構建、項目管理、團隊建設等方面的豐富管理經驗。
    以下報道引自《第一財經日報》(有刪節),作者金慧瑜。
    編者按:
    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當移動互聯大時代到來之時,作為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的一種重要組織模式,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也應與時俱進,順應時代潮流,借助移動互聯的強大優勢和「無所不能」的跨區域、跨時空功能,貼近受益人群需求,走更具創新的道路。
    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副主任丁立認為,戰略性公益已經成為一種國際性思潮,在戰略性公益下,不再單純依靠一家企業,而是動員了當地政府、有關聯的企業、員工和社區等,都參與到其中,共同達成一個目標。戰略性公益涵蓋了傳統的企業基金會和近年來開始流行的公益創投等,從支持具體的公益項目轉到幫助公益機構擴大影響。
    在美國的亞特蘭大地區,面對居高不下的社區犯罪率、很多人無家可歸的局面,當地的企業家商量一起做了一個社區重建項目——這一項目的經濟來源並非靠一家企業的基金會,而是動員了當地政府、有關聯的企業、員工、社區等。
    這種通過集群式工作整體改變社區面貌的行為有一個很時髦的名字:

    戰略性公益

    在由《第一財經日報》舉辦的《2014年年度首席責任官CSR公開課》上,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副主任丁立表示,戰略性公益涵蓋了傳統的企業基金會和近年來開始流行的公益創投等,從支持具體的公益項目到幫助公益機構擴大影響力,戰略性公益已經成為了一種國際性思潮。
    戰略性公益最早由美國FST機構在2009年提出,傳統的戰略性公益主要關注應該支持哪一類的公益機構。
    但在進入21世紀後,有影響力的戰略性慈善機構認為,公益機構不應該作為領導的一方,給予資金支持的主體也不是一個,而且最主要的是,目標在於如何動員社會力量來解決某一地區的具體社會問題。
    丁立表示,諸如上文中亞特蘭大周邊整體社區重建項目中,靠一個企業基金會很顯然是做不到的,要動員當地政府、有關聯的企業、員工、社區等,共同來達成一個目標。
    「一個企業如果要成立基金會,有兩個必備條件:一個是無論是領導人,還是CSR部門,對於公益行業,要有相當程度的了解;第二個,這家企業最好之前就已經運作過一些公益項目,也支持過其他的公益機構運作過公益項目,在這樣的基礎上做基金會就是水到渠成。」丁立表示。
    丁立表示,目前對於企業成立基金會的政策確有松動,過去是企業或者企業家只能成立非公募基金會,但是現在公募也並非沒有可能。
    「但是,公募和非公募有差異性,我們要明確做公募還是非公募,是全國性還是地方性的,每一種選擇都帶有優劣勢,一定做好戰略選擇。」丁立表示。
    具體來說,企業要成立基金會,首先要關注成本有多少。
    「一般來說,地方性的非公募需要200萬元,公募需要400萬元,全國性可能需要2000萬元等,除此之外,還包括人才儲備,每年都要有一筆投入;錢花在什麼地方,需要哪些額外的資源投入;時間成本也要考慮,注冊基金會雖然簡單很多,但還是需要考慮三五個月,如果要做全國性基金會,不考慮一兩年是不太可能的。」丁立說。
    在成本以外,企業還需考慮清楚收益在哪裡。
    公益基金會不會有財務上的收益,因此企業希望在什麼程度上提高企業的美譽度,有哪些衡量成功的指標就是關鍵的問題。
    「很多企業成立基金會之後,過了三五年,原始資金用得已經差不多,很難再繼續下去,或者在方向不太清楚的情況下雖然仍可以繼續存在,但實際上並沒有特別收益了。」丁立說。

    公益創投:雷聲大雨點小

    實際上,在「戰略性公益」這一概念出現之前,硅谷的年輕人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提出了一個更先鋒的模式:公益創投。
    在美國,公益行業發展了很長時期,這中間也產生了一些弊端:一般而言,慈善基金會看重的都是項目,他們覺得自己很有錢,就到處撒錢,東撒一點,西撒一點,而且最多每隔一個季度出一個報告,如此而已,到了下一年,又周而復始給項目。
    這樣一來,其實很難找到特別好的苗子,讓某些公益機構真正做到有影響力,而且這種項目制讓一些公益機構疲於奔命。
    「當時的互聯網泡沫讓硅谷很多30多歲的年輕人就退休了。但他們非常不安分,不走尋常路,想要開始創辦自己的公益基金會,而且他們關注的是:我做這個慈善基金會可以有什麼不同?」丁立說,面對上述這些問題,這些年輕人開始借用商業領域中「風險投資」的概念:借用企業管理的思路,有嚴格的績效指標,是高度參與式的;參與創投的出資人不光會投錢,還會參與到理事會去評估各種現狀,會引入相應的專家去提供服務和管理;根據服務對像不同,有很多不同的運作方式,除了提升機構能力,給予高度參與式的管理咨詢和各種專業服務之外,有只提供贈款的,也有貸款與贈款同時提供的,也有只提供貸款或股本融資的。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借用「風險投資」這個商業術語,是一種比擬,是為了比較形像地說明這一公益慈善領域中的新生事物,意指像商業風投那樣對所選定的服務對像長期投入和全方位的支持,而不是指照搬「風險投資」的管理模式。
    實際上,相較傳統慈善捐贈而言,傳統慈善捐贈最重視到底幫了多少弱勢群體,以數量為衡量指標,而且過於注重非營利組織的項目設計,對組織的發展和可持續運營缺乏關注,但是公益創投最主要的是可持續地解決社會問題。從介入程度上來說,一個較淺,而公益創投則是高強度的。
    和傳統的戰略性公益不同,公益創投一般不會關心到底要支持哪一個公益項目,而是想怎麼幫助公益機構從整體上擴大影響力和規模,支持的主體關鍵是公益組織能力建設,而能力建設不只是上課,更主要的是通過派駐理事做很多外圍的事,比如資源網絡的構建等。從概念上來說,公益創投為各類創造社會效益的公益組織、特別是新興社會企業提供長期的有嚴格績效評估的財務支持以及各種專業服務。
    丁立表示,整體來說,公益創投在國內和國際上處於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態。
    「因為如果要高度介入的話,意味著做這件事的人對公益認知很高,但這樣的人才很少,同時還得有很多資源,另外,其實目前對整個行業的認同還是一個障礙。」
    公益創投首先關注社會領域的創新項目,把社會或環境效益最大化作為首要目標,有一套可衡量的目標或結果;不僅僅是資金投入,同樣重視管理和技術支持,資助者對受助組織的事務有較高參與度,注重資助對像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公益創投也有一個較長的投資期限,一般是3~5年,最長到8年。
    「最後是要有退出的,公益創投不會一輩子給你錢,它可能是找一個有潛力的機構,希望它可以自我成長。」丁立表示。
    從國際層面來看,公益創投中,目前七成仍是公益組織,三成屬於社會企業——社會企業也就是能夠產生社會和經濟混合效益的組織機構,包括進行經營活動的社會企業,它們能實現自給自足,實現盈虧平衡,產生利潤,但不進行分紅,還有一種企業型運作的社會企業,利潤可以進行分紅,但主要是為了實現社會效益。
    社會企業雖然以社會收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但是基本上75%的營收來自於服務和產品。丁立表示,在目前,社會企業的定義在全球沒有統一的標准,只有在少數幾個國家,像英國有明確的立法,在中國則沒有。
    作者簡介:丁立女士,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NPI)副主任。擁有11年跨國企業和7年公益組織的管理從業經驗,2008年加入NPI以來,負責多個項目的籌建運營以及國內外合作伙伴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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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你的工作賦予意義

    為你的工作賦予意義

    文:韓燕(恩派社會創業家學院  總監)
    近期全球最大的開源技術廠家Red Hat(紅帽公司)的CEO Jim Whitehurst 在坎貝爾大學法學院的畢業典禮上表示:「領導者的一個關鍵作用是賦予員工工作的意義。當你進入你選擇的領域時,引導員工認識到自身能力所帶來的影響,將是帶動團隊工作激情的非常有效的方式。」
    百多年前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也曾做過類似的表述:群體是情感的奴隸,找到可以讓他們動心的事情和能夠誘惑他們的事物,可以讓你事半功倍。
    也許有人會說「賦予工作的意義」是為了適合80後、90後甚至00後年輕人特質的領導力新方法。其實這是早就被論證且不斷強調和驗證的群體心理學常識,是一個人們可以自由表達和選擇的環境背景下,所展現出來的群體行為最關鍵的本質特征。
    如今,人們已經開始轉變其對激勵、認可、團隊等等概念的認知和需求,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讓他們感到有趣有意義值得為之付出的「事業」,高薪厚祿已然不再是營造一個高效團隊和組織的制勝法寶。
    因此,在Google,每位員工都可以個性的管理自己的工作區,騰訊的辦公室裡擺放著員工們喜歡的各種玩樂設施,IBM實驗室的員工可以自由的按照自己的節奏安排每天的工作時間……很多強調員工創造能力和主人翁意識的公司都有著這樣奔放自由的辦公環境和匪夷所思的工作規則。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社交媒體上所充斥著的打著各種馬先生旗號的言論,號召大家共同為信仰的價值觀和使命感工作。 人類社會的規律中,組織是一個最微妙最繁復最不可以簡單對待的必然存在,如何充分運用組織的特性,使群體的力量成為推動使命達成的良性因素而非破壞力,這是古今中外歷代組織領導者們都在時刻面對並力圖想清楚的一件事關安身立命的大事。獲得其中真諦者,所向披靡,無往不勝,成為那些被人們記住的名字。反之,就算是出身王侯將相,含著金鑰匙的繼承者們,也終將面臨著被洶湧的群體用「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激情和勢頭推倒的結局。命運的悲喜差別就在於諳熟人心的能力。
    在領導力的教程中,很多時候我們都在強調價值,但是,為什麼要強調,可能除了時代背景下造就的群體文化、觀念、信仰的差異外,還需要考慮人心——心理學範疇的探討。
    這裡,我們不就這類過於專業的學術問題進行深入探究,但可不知其所以然,卻必須要記住其然。作為一個群體,一定要順勢而為,這裡的勢就是「意義」——群體所共同接受的那個「意義」,這樣,才會使群體產生大於個體可產生的驅動力,從而達成該組織所期望達到的目標。這也是團隊之所以有別與團伙的本質區別。由此我們也就明白為什麼公司往往會花重金打造組織的使命願景,一字千金的陳述就是組織價值精煉的表達。
    商業企業如此,公益行業亦然。但不同的是,在賦予工作意義這件事上,公益組織有其強大的先天優勢,相比在平淡庸常的生活現實狀態中讓人感到的無力和貧乏,公益行業所特有的對社會問題的解決、弱勢人群的幫扶、社會理想的達成等等實踐都將我們個人的能力可以與一些更偉大的事業連接起來。
    這種至他人利益和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價值觀所帶來的滿足感和成就感與信仰、理想等一樣,雖看不見摸不著,但是卻讓我們有可能發現自己所蘊含的真正的力量,才有可能發現在歷史發展長河中我們個人所能扮演的角色。這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人類內心最本能的「利他原則」。因此,投身公益組織雖然有經濟上的損失,有各種各樣的局限和困難,但是這種讓人在修身、齊家之外還可以治國平天下的擔當和豪邁感,就顯然要比幫助一個有錢人賺錢,或者讓自己也變成一個有錢人看起來更加充實美好。當然,的確很美好。
    公益組織和商業領域相比所欠缺的物質資源,恰恰是這一行業獨具魅力的所在。不要吝嗇告訴大家我們暫時還沒有高薪厚祿,也不必為了我們狹小簡陋的辦公環境而不敢對500強的優秀人才心存惦念,這裡的美是簡單卻深刻的,是可以有無限創造和可能性的,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可以體驗從無到有的豐盛之旅。
    因此,作為公益組織的領導者,一定要充分認可自身組織使命的價值,並且讓每一位員工充分了解使命的魅力所在。這裡要強調,一個群體的「意義」需要非常藝術的表述,這樣才有可能讓群體中的個體看到他想要看到的那一個點。這樣的意義某種程度上不是歸納而是演繹的產物,是群體領導「賦予」組織的一個「意義」。
    當群體成員對組織行為所帶來的價值感有充分的認同甚至是有充分的原創者的歸屬感和由此而產生的豪邁之情,並且將這一使命充分地嫁接到每個個體的使命和工作意義中去,這樣的團隊,必定是一個非常有激情,有執行力、有使命感的組織。
    作者簡介:
    韓燕: 英國紐卡斯爾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多年媒體、商業公司、國際NGO工作經驗。現任恩派社會創業家學院總監,致力於推動社會創新和公益人才的學術研究和能力建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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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恩派社會企業論壇:中國社企—無爭議不成路,無創新不成行!

    2014恩派社會企業論壇:中國社企—無爭議不成路,無創新不成行!

    2014恩派(NPI)社會企業論壇於6月23日召開,150多位國內外專家、學者、社會企業的踐行者、公益屆專家學者、媒體,以及其他各界人士濟濟一堂,共同探討“社會企業在中國的興起及其實踐”,掀起了一場關於公益與商業的有效結合之道的大討論。
    本次論壇由恩派社會創業家學院(SEI)主辦,邀請了來自十余個國家的20多個團隊的專家前來,攜手國內學者與社會企業踐行者共同呈現社會企業最前沿的學術成果與實踐成果,並就社會企業的國際理論與中國實踐進行深入探討。
    論壇從上午9點開始,首先由Dr. Marieke Huysentruyt(i-propeller比利時創始人)介紹了歐洲社會企業的最新研究成果,接著恩派社會創業家學院(SEI)資深研究顧問譚詠風女士介紹了中國社會企業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隨後論壇共呈現了21個主題發言,其中包含了12家社會企業和公益機構負責人關於社會企業實踐的發言。論壇氣氛熱烈,很多觀點引起了現場的討論和碰撞,整體可分為四個方向的主題:社會企業的爭議、社會企業實踐、中西方社會企業的結合、社會創業與創新。

    社會企業的爭議:左派右派還是底線黨?

    上午的第一場主題演講「社會企業的發展機遇和挑戰」,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老師即打響了社會企業爭議的第一炮。自稱為右派,堅信「公益市場化」才是正道的徐老師通過幾個真實案例直指中國民辦非企業的五大弊端:投資人無任何財產權,不能分紅,不能貸款,不能辦分支機構,不能免稅。在徐老師看來,這個「五不政策」對中國的社會投資產生了極大的制約。以養老行業為例,現有養老機構僅能滿足十分之一的社會需求。在現行制度的捆綁下,若按照目前排隊進公辦養老院的名單來推算,北京的人均等候時間將為70年。這相當於北京市民一出生就要立即去養老院排隊。
    (南都公益基金會  徐永光 理事長)
    如何破解民非制度現在的尷尬局面?徐老師呼吁應該盡快落實民非的產權制度,讓它按照社會企業的模式去發展,這樣一來,中國會隨即新增二十萬家社會企業,大大地超過英國,甚至超過全歐盟的社會企業總量。
    在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專家對於社會企業的投資結構和分配模式爭執不休:左派認為社會企業的投資應偏重捐贈且不分配效益,右派則更堅持靠近市場,提倡投資多元化。徐老師戲稱自己是十足的右派:社會企業就是企業,若社會企業還以NGO的模式自居,則會遇到兩個中國特色的問題:社會容易對企業進行道德綁架、企業容易產生道德優越感並且低效。
    徐老師坦言中國的慈善文化相當混亂,堅持走慈善NGO的模式難度將非常大。在許多國家,人們會因為企業的社會屬性而進行道德消費,然而在中國,社會企業卻遭到很多觀點的圍追堵截,例如道德評判、道德口水、公益就必須免費的觀念等。走NGO模式的社會企業不但會因為它的非盈利性而找不到投資方,也會因為它是企業而失去捐贈方。
    總而言之,徐老師呼吁政府正式啟動民非產權制度的改革,並對公私機構一視同仁。同時,他呼吁大家謝絕道德綁架,建議社會企業當前應尋找現有產業政策的支持。
    (社會企業研究中心  朱小斌 主任)
    來自上海財大社會企業研究中心的朱小斌主任緊接著登台。朱老師自稱與徐老師同屬右派陣營,堅持社會企業即企業的原則。他與觀眾分享中國社會企業面臨的挑戰與現狀:缺乏真正的社會創業家,且當前的社會創業者心態十分糾結,始終在商業和道德兩端搖擺。
    面對社會企業家稀缺的問題,朱老師認為解決方法無非兩種:要麼影響一些人使他們成為社會企業家,要麼幫助有意願來做社會企業的人更好地成長。對於前者,朱老師總結了幾類容易成為社會創業家的人群:成功的商業創業者、中年危機者、富二代、退休企業家和高管,通過影響他們而擴大社會企業家的隊伍。
    (北京樂平公益基金會 沈東曙 秘書長)
    其後登台北京樂平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沈東曙先生似乎受台上火熱氣氛的影響,一上台便聲明自己的立場:不是右派,而是底線黨。此話出自秦暉老師的《共同的底線》,沈老師引申為討論社會企業的左右派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回到各自的底線上。沈老師認為,中國的社會企業發展已經由分散創新進入到市場的構建期。社會企業不應該因現狀而作繭自縛,而是應該通過創新的方法撬動盡可能多的社會資源。

    社會企業實踐:我們真的來了

    25位嘉賓其中包含12位社會企業和公益機構負責人,生動而富含創新的案例不禁讓人睜大眼睛驚呼:社會企業真的來了!
    上海百特教育咨詢中心理事長王勝先生在關於社會企業治理模式的主題發言中,介紹了百特的治理架構。百特成立已有5年,是一家財商教育機構,向全國超過一百所學校和幾十個社區提供財商教育。初創期的百特采用是大實施團隊,小理事會和監事會的模式,這樣的結構有益於實施團隊行使極大的自主權,可以靈活而專注地創業。而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百特的治理機制發生了變化,執行團隊在治理當中的作用開始下降,理事會和監事會雖然存在,但是會增加顧問委員會並擴大執行委員會,使得整個治理更加完善,能采納更多元的意見。在隨後的討論中,機構如何在成長中保持規避風險與保證民主間的平衡,成為核心話題。作為一個業務遍布多地的民非單位,百特還需要應對相關法律框架做出財務和組織架構上的調整。同時,王勝先生透露了百特將通過創新,從業務中將收費服務脫離,成立一家百特控股的社會企業。觀眾席爆發的掌聲表達了對這位行業探路先鋒的認可與祝福。
    在討論社企資金籌集方式的主題發言中,上海剪愛公益發展中心的主任湯彬先生結合剪愛的公益項目與大家分享了投資性籌資之道。作為一家還在摸索中的社會企業,剪愛關注的是老年痴呆的早期防治,通過在街道建立工作坊將各種手工活動引進社區。有別於傳統公益組織通過勸募來籌集資金,剪愛在籌資時引入了更多投資方,包括企業、政府、基金會和眾籌,將每個參與者都轉為投資人。
    以剪愛最近的一個項目為例,剪愛工坊首先投資一些有公益以及出版作品訴求的設計師,再與相關街鎮、企業合作,由街道采購項目,由第三方企業資助差額,在眾籌平台上募集設計師的出版費用,出版後的作品回饋各投資方。
    上海索益公益文化發展中心的主任李磊先生在社企的可持續發展業務模式的主題發言中分享了他的經驗。作為一家為NGO提供品牌建設的社會企業,李磊強調了社企為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有可持續的社會需求,敢於創新以及多元化自己的團隊,活下來、可以持續地活下來。
    聽了李磊先生的敘述,來自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評論員苗青先生總結了社企可持續發展的四個途徑:提高收入優化人才資源、拓寬獲取財富資源的渠道、增加媒體對社會資源的報道、社會企業家勇於創新。他的評論激起了許多業內人士的共鳴:中國的社會企業總量確實不多,但是要比我們想像得多,所以我們不要氣餒,應該致力於培養更多的公益人才。

    中西方社會企業的交流與結合:走出去,請進來,留下來

    本屆論壇的合作伙伴,歐盟SEFORIS社會企業研究項目由來自十余個國家和團隊的精英組成,其將用時4年對社會企業、社會企業與社會包容、社會創新之間的關系與發展趨勢進行研究。在本次論壇上,歐盟的學者驚訝地發現中國社會組織的發展機遇與生命力如此特殊而又如此蓬勃,以至於他們當即決定擴大整個研究項目中中方的研究案例比例,從原有的100個案例增加一倍,使其占到總案例數的20%。值得一提的是,恩派社會創業家學院(SEI)成為了歐盟SEFORIS項目在中國唯一的項目支持方及學術合作伙伴。
    在本次論壇中,很多國際友人也積極參與到中國的社會企業實踐中,創辦了很具有創新性和示範意義的社會企業。消費明鑒的創始人James Feldkamp聯合美國質量檢測的權威機構Consumer Report向消費者提供產品第三方質量檢測,其檢測項目從兒童汽車安全座椅到電子產品,包羅萬像。每測試一件商品,機構會派專人扮成普通消費者從商場購買,再送去位於歐洲的實驗室進行數百道的質量檢測。James的宗旨是通過他的服務帶給消費者一個更透明的購物環境,更詳盡的產品參考,最終能夠更放心地消費。
    FreshStart 的創始人John Inch也將西方「樂活」的理念帶到了上海。他的Lohaus辦公休閒場所位於上海市區的一棟4層樓的建築,包括功能齊全的辦公室、會議室以及底樓的咖啡館。他在建築中注入樂活理念,並且邀請社區居民一同踐行環保計劃,例如在場館內開展以舊換新LED燈的活動。每個周五的早上,FreshStart都會邀請一位社會創業家來「路演」他的社會企業創業計劃,並且給到最實際的點評和支持。他們稱這樣的創業者為Freshstarter。

    社會創業與創新:換個角度解決問題

    許多社會問題既面臨市場失靈、又面臨行政調節失靈、NGO失靈,很難從一個單一的角度解決問題,因此社會企業需要以各種創新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發起了中國第一個創客空間的李大維先生就是利用創新平台將他的願景變為現實。他向觀眾介紹了「創客」發展至今的兩大利器:開源硬件和眾籌機制,並且重塑了大家對山寨的印像。
    創客可能是走在創新最前沿的社會組織之一,他們通過技術分享,將3D打印技術、物聯網等變為可能。同時,創客也是運用眾籌機制最成功的社會組織之一。在沒有空間和距離的限制下,無論多天馬行空的項目,諸如微型無人機、飛行自行車,在成千個投資人的支持下,都有可能籌款成功。李大維先生向大家展示了一架無人飛機,這個無人飛機的研發團隊來自邊遠省份貴州,而由於有了眾籌的支持,這個項目得以實現並且以國際水平展現到了大家的面前。
    在李大維先生眼中,正是創客文化的開源性造就了一代商業奇葩——山寨。事實上,山寨可以理解為社會企業的代表,因為山寨產品很大程度上填補了社會弱勢人群的需求:例如長著7個音響的手機解決了工人在吵鬧工作環境中收聽廣播、音樂的需求,3D打印的假肢更加靈活,減輕了殘疾人士日常生活中的障礙,更別提將老牌手機品牌打得落花流水,如今占手機市場份額25%的無敵山寨機了。所以在創客眼中,山寨更像是一個結合上下游合作,信息公開,大家齊頭並進的巨大系統,在創新的過程中解決了社會問題,可謂不折不扣的公益項目。
    同樣令人矚目的是來自創思實驗室的運營總監張冬櫟女士,以及鳳巢聯合創新空間的創始人羅莉安女士。前者運營著一個支持性的社會組織,孵化了一系列創新性的社企項目,包括綠色屋頂、藍領職業培訓軟件、兒童教育軟件等等。而後者在中國待了18年,幫助籌建了公益新天地園區,目前正在建立一個供社會創業家獲取資源、組建國內外交流渠道的平台。鳳巢聯合創新空間已經組織了4次關於兒童玩具設計的活動,在踐行公民參與之余為創業者提供產品開發平台。
    為期一天的社會創業論壇雖然結束了,但是創業家們的旅程還在繼續。論壇中,業內人士分享了許多關於社會企業的觀點和實踐,其中共識與分歧並存。正是這些思維碰撞的火花使得社會企業這個話題更具有社會價值。對於未來,中國的社會創業家們需要「走出去,請進來,留下來「——與中外優秀的業內人士、機構取長補短、合作共進。恩派社會創業家學院(SEI)將繼續幫助社會企業這個大家庭整合更多的資源,搭建更大的平台,為中國社會企業發展助力。

    關於SEFORIS項目

    SEFORIS社會企業研究項目由9個國家的12個高等院校、學術資訊機構組成的工作團隊開展,整個項目將用時44個月,其中恩派社會創業家學院(SEI)是SEFORIS項目在中國唯一的學術研究及項目執行伙伴,負責中國的社會企業調查研究及案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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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對公益新丁說的幾句話

    想對公益新丁說的幾句話

    文:丁立
    不知不覺中,我投身公益行業已經九年多了。上周末,有同事向我約稿,希望我以一位經驗豐富的公益從業者的身份,對剛剛走出校園,為了心中的理想加入公益機構的公益新丁們寫一篇文章說幾句話,當下受了恭維,我不假思索就快樂地答應了,可真到提筆時(不對,應該說是敲打電腦鍵盤時),還著實有些犯難。畢竟我已是人到中年,作為一個七零後,對於九零後的同學們來說,已經有很深的代溝啦,倚老賣老式的說教回想我自己年少時都不愛聽,現在的年輕人聽了估計更反感。況且說實在的,我也根本算不上什麼成功人士,既然離李開復先生的水平差了十萬八千裡,哪裡有資格在這裡教誨年輕的朋友們呢?思前想後,決定還是以我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感悟為主,結合這些年在公益行業工作中的觀察,權且以己度人,寫下一些肺腑之言,希望給年輕的朋友們能帶來一些啟迪。
    回想10年前(也就是2004年),那時的我33歲,還在聯合利華上海總部上班,剛剛做出了人生的一個重要決定,希望能進行職業生涯的轉型,進入專業公益領域,可是尋遍上海,居然連一家在招人的公益組織都找不到(後來我才知道,當時的上海的確只有兩家民間發起的公益機構,而由政府發起的公益組織數量雖然多,但幾乎從不對外招聘,成員大多數是退休或在職的政府官員和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2005年年初,我四處托人找關系,費盡力氣終於在北京找到一家環保公益機構的工作,只能揮淚告別父母和老公,只身前往帝都,開始了我作為專業公益人的職業生涯。2007年夏天,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成都遇到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的呂朝主任,深深地被恩派「助力社會創新,培育公益人才」的使命所吸引,於是2008年年初,我回到上海正式加入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六年來先後負責搭建了好幾個公益支持平台。由於工作的關系,我有幸與全國各地數百家優秀公益機構的負責人與員工「親密」接觸。尤其是最近這三、四年,身邊的公益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生發,單單在上海,據不完全統計,現在就已經有三、四百家左右的專業公益機構了。而在全國,每年與恩派有密切工作關系的公益機構更是達到了上千家之多。與此相對應的是,每年更有數千位年輕有為的青年學子畢業後加入公益組織,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在這九年中,我看到公益新丁們有的剛入行不久就因為「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失望地離開了公益行業,有的則是因為結婚生子等原因暫時退隱在家(公益行業女性居多,在大多數機構裡70% - 80%的員工都是女性),當然有更多的年輕人堅持了下來,有些更是成為了所在機構的中堅力量,更有甚者年紀輕輕就成功地創辦了自己的公益機構,為受益群體和社會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我相信所有加入公益行業的年輕人開始時都是滿懷激情與夢想,在遇到現實的挑戰和挫折之後,為什麼不同的人會有完全不同的認知和應對之策?為什麼有的人經歷過幾輪之後就會充滿挫敗感,而有的人則愈挫愈勇,不斷進步?大家同樣都是年輕人,處理問題時的態度和方法為什麼會很不一樣?而職業生涯的發展又為什麼這麼不同呢?怎樣的人更適合進入公益行業?做為職場新人,如何能更好地適應環境和不斷進步?
    作為一個公益機構的主管,每日的工作中都面臨著如何招人、激勵人和培養人的挑戰,上述這些問題也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這些年我也逐漸梳理出一些頭緒來。借此機會,正好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一、深刻了解現時公益行業的特點:

    我們正處在一個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創新社會治理的偉大時代,但所有偉大的時代都是充滿矛盾和不確定性的,這勢必給公益行業也帶來了諸多挑戰和未知數。同時整個公益行業目前還處在方興未艾之時,事實上任何一個新興行業在其早期發展階段,必然是「不正規」、「野蠻生長」、很少能被理解,更少能得到支持。公益行業也不例外,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知。在現在這個時代作為一名平凡而有理想的年輕人,投身偉大而光榮的公益事業,也必然要承擔起相應的代價,我們不可能指望我們未來的職業生涯處處充滿鮮花和掌聲,而是要預見到必然有荊棘和各種阻礙。與此同時,社會對於專業公益服務的需求日益高漲,對於服務質量的要求也是水漲船高。新興的公益行業,現在就要接手大量由政府部門轉移出來的社會服務項目,壓力之大可想而知。這也對每位公益從業者的水平和素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便你是一位公益新丁,可能一入職就得馬上獨當一面,邊學邊干,被逼著快速成長,這一過程必然會產生煩惱和痛苦。
    講到最現實的問題,就是每位公益從業者的薪酬和職業發展。在可預見的未來,隨著公益行業的逐步發展,薪酬的提升與職業生涯規劃的完善指日可待。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在未來的五到十年內,公益行業與全社會的平均薪酬水平相比,總體仍將處於較低的位置上。這既與公益行業本身的特性有關(即使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公益行業的平均薪酬也比具有同等資歷和學歷在其他行業工作的人偏低20% - 30%),同時又與公益機構在中國的發展起步晚,數量少,社會認知度更低高度相關。在公益組織工作,滿足平常生活所需可以,但如果您的家境十分困難,或是對物質生活和被社會認可的追求比較高,抑或是家人出於種種原因非常反對,確實會每天都面臨著艱難的抉擇,是放棄還是留下?這個問題實在不好回答,我這裡也只能說,那些有幸加入公益行業並能堅守的伙伴們實在是挺幸福的,我們活得比較通透,明世事有追求,有著親朋好友的支持、鼓勵與祝福,可以心無旁騖地專心做公益,讓我們滿懷感恩,繼續前行。

    二、 能夠避免理想主義者經常遇到的誤區:

    現階段公益組織的從業人員,不論年紀大小,很多確實是理想主義者。所謂理想主義者,一方面是不滿足於社會現狀,總認為有改善的空間,另一方面也不安於只是口頭抱怨,而能夠起而行之,為實現理想而工作。在當今社會中,這本身就是難能可貴的品質。但理想主義者也往往由於其樂觀精神,會有一些盲區:比如說看到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天然地就會產生同情心,進而產生幫助對方脫離困境的衝動和行動。這本來是好事,但我們往往會犯「以己度人」的毛病,容易先入為主地產生一些價值判斷,而忽視了真正去探尋受助對像的認知與內心感受,難免會發生「好心辦壞事」的情況,受助對像很有可能非但不領情,還會埋怨指責,理想主義者自己也在此過程中覺得「很受傷」。但對於專業公益人士的素質要求,是要有比較高的「同理心」,既換位思考、產生「共情」的能力。發達的同情心是發展同理心的基礎,但絕不能劃等號。同理心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後天習得的一種能力,如果我們的家庭環境沒能教會我們,就得在工作和生活中有意識地去培養。而事實上,發展同理心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關鍵是看你願不願意暫時放下自我,設身處地,試著從他人的角度看問題,真正做到「為他人著想」。
    第二大類比較容易犯的錯誤就是「固執為善」,理想主義者往往會以為:我的理想是為了讓社會變得更美好,那麼這就一定是大家的理想,大家沒有理由不支持我。這樣的想法當然會在比較骨感的現實生活中遇到很大的阻礙。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雖然絕大多數的人們都心存善念,在內心深處認同美好的社會理想,但是每個人的認知程度和人生階段都是不同的,也許很多人沒有那麼地幸運,短期內他們就是無法理解和明白,或者他們窮於應付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危機,無暇顧及理想。當然更有可能的是,我們自己的修煉不到家,表達能力有問題,不能清晰地描述理想社會的美好圖景,自然是無法打動我們的聽眾。大家都還沒搞明白,當然不可能去支持你。因此理想主義者也必須不斷苦練「內功」,加深我們對人性的了解與體認,探索與把握紛繁世事背後的規律,不斷嘗試新的方法。無論是職場新丁,還是行業翹楚,在公益行業發展的早期,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肩負著同樣的使命。

    三、 擁有一顆平常心:

    大多數加入公益機構的同仁,之前都曾經有過做志願者的經歷,並且作為志願者時感受到的那種單純而美好的感覺,也是激勵我們鼓起勇氣加入公益機構。但作為一名職業公益人,就不再是業余時間做一些好事的志願者了,工作的系統性和復雜性的要求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我們既不可能每天都陶醉在幫助別人的單純愉悅感之中,還要每天面臨無數瑣碎而繁忙的事務性工作。此外,很多年輕人以為加入了公益行業,每天從事著「善」的事業,從此就可以過上玫瑰色的人生,被一群每天都在做好事的好人所圍繞,應該會少很多紛爭,面臨的難題也會少一些,工作悠閑談不上,總應該是每天都能輕松、愉快地上班吧?而事實上,一方面由於公益行業的性質所決定,大多數員工每天所接觸的人更多更復雜,想法、思路各式各樣,況且公眾、企業和政府部門對於公益行業整體還知之甚少,遑論支持與擁護了,極有可能我們每天所聽到的質疑甚至是批評遠遠要比鮮花和掌聲多很多。其次,公益組織一般規模都很小,不太可能有完善的制度和系統支持,分工也不可能細致,一人身兼數職的情況屢見不鮮,領導和不多的幾位同事們每天都忙得自顧不暇,對年輕人的指導和輔助時間自然少的可憐。本來剛入職感覺很多東西還不懂就挺迷茫的,還需要在工作中自找定位、自尋出路,這對於職場新人來說不啻於是最大的挑戰之一。況且公益行業是為全社會帶來福祉,可是親朋好友們為什麼就不能理解與支持我從事的工作呢?我加入公益行業不就是專業做好事的嗎?可是為什麼在實際工作中人際關系還是那麼的復雜,而領導和同事們對我的關心、指導和幫助就那麼少呢?
    說了這麼多挑戰和困難,也許很多公益新丁心裡開始打退堂鼓了吧?但其實職業生涯發展其實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遵循差不多的規律。無論你畢業後加入的是一家企業,還是一家公益機構,都需要快速學習並適應工作環境,並在工作中有意識地磨練自己,「梅花香自苦寒來」,作為職場精英的自信其實都得是從每天勤奮工作中不斷總結和提升,一次次戰勝困難與挑戰(還包括自身的挫敗感)的過程中獲取,並沒有什麼捷徑。當然有的年青人還會問,我們付出同樣的努力,為什麼有的人就可以步入快車道呢?其實無它,只是此人善於「自討苦吃」,主動承擔更多工作任務,外加精於捕捉和善用機會而已。況且他人的努力很可能被我們所忽視,事實往往不是你所見到的那樣。其實回想起9年前剛入行的我,即使當時已經有十多年的工作經驗,很多知識和技能仍舊需要重頭學起,在不經意間也犯過很多低級錯誤,所幸的是我臉皮比較厚,不以為意屢敗屢戰,就這麼堅持下來不斷改善,也因此九年後的今天,我還繼續行進在公益之路上。
    如同魯迅先生所說:「真的勇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對絕大多數公益新丁們來說,這麼說是太誇張了些,但勇士之所以能成其為勇士,就在於勇氣和信心超乎常人。在公益行業裡能夠持續奮鬥的人,一定是擁有一顆平常心的現實的理想主義者。如果對於美好人生沒有追求,胸中沒有燃燒著理想主義的火焰,我們根本不會在現在這個全民拜金的時代中選擇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進入公益行業。但如果我們沒搞清楚狀況,缺失一顆平常心,尤其對於剛剛踏入職場的公益新丁來說,一旦最初的激情消退很快就會迷失,加上夢想幻滅的挫折,對所在的機構甚至是公益行業產生不滿和怨恨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不忘初心,方得終始。只有我們從內心裡深處認識到,漫漫征程中,玫瑰色的人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靠自己每日的不懈努力爭取來的,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挫折越大,那麼我們得到成長的機會就越多,未來的成就可能就越高。真正的成功與幸福,不在於我們收獲了多少鮮花和掌聲,而在於是否能活得比較通透,享受人生旅途中的種種境遇並從中汲取養料,珍惜每日經歷的人與事,冷靜對待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細細品味尋常生活中的點滴感悟。花開有時,花落有時,該來的自然都會來,該有的自然都會有。一個人的成熟與否,與其實際年齡其實不成正比,與其心態的積極與否和心智的完善程度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
    全身心地投入公益行業,的確對於人的成長有著很大的助益,在我的公益人生路上,不斷遇到許多很棒的年輕人,他們雖然可能只有二十幾歲,面容青澀,卻有著很多中年人也無法企及的成熟心智,充滿正能量,這讓我感到十分地欣慰,中國公益行業的未來,必然在於新生力量源源不斷的湧入。現在的公益新丁,經過五年、十年的持續努力,就能成為所在機構的中堅力量,未來更是促成中國社會進步、實現「中國夢」的棟梁之才。因此在此文的結尾,我衷心地祝福各位公益新丁們,堅持夢想,勇於實踐,全身心地擁抱生活與工作。江山代有才人出,未來屬於你們!
    作者簡介:丁立女士,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NPI)副主任。擁有11年跨國企業和7年公益組織的管理從業經驗,2008年加入NPI以來,負責多個項目的籌建運營以及國內外合作伙伴的拓展。面對越來越多希望進入公益行業的伙伴,我們特別邀請丁立由自己多年從業的所知所感出發,給公益新丁們說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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