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 a Difference-創不同
黃英琦一直致力倡議和推動社會創新、創意教育和文化發展。她在十四年前創立非牟利團體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六年前創辦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為香港首所推動創意教育的高中；四年前創辦 Make A Difference創不同(www.mad.asia)，推動創意和創新，促進年青人帶動社會的正面改變。 黃英琦更於12年九月成立The Good Lab好單位(www.goodlab.hk)，這是香港首個具備社會使命的共享工作空間，孕育來自各界的社會創業家和創革者，推動社會創新，減低貧富差距。 黃英琦積極參與公職和社會活動，曾任民選市政局議員、灣仔區議員及灣仔區議會主席；現為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諮詢委員、藝術博物館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樹仁大學校董會成員及香港設計中心董事等。 她曾為《東方日報》和《明報》專欄作者超過十年，現為《AM730》的專欄作者，也是香港電台《Back Chat》時事節目及《新自由風》的主持，後者為黃英琦創立的網上電台。 黃英琦為美國加州布蒙拿大學榮譽文學士、香港大學教育碩士、嶺南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榮譽院士。
專欄文章
（3篇）黃岳永談社會企業
給持份者創造價值
作爲一位上市公司高層，Erwin經常要思考關於如何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問題。但他發現，很多時候股東利益最大化的話，往往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負面作用。例如，以珠寶業爲例，在珠寶生產的過程中，假如你希望鑽石最後變得更加閃亮的話，你需要經過一道工序，將鑽石浸泡在劇毒的藥水裏，以阻止鑽石被氧化。但是，負責這一道工序的工人的健康就會因此而受到影響，而加工完成之後的有毒廢水流入大海之後，又會給地球帶來破壞。在這個股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包括員工以及地球等在內的持份者的利益被完全忽視了，這顯然不是一個道德的商業。
所以Erwin提倡要把持份者利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甚至現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也被要求提交社會責任報告，這不僅僅是賺了大錢之後再捐錢這麼簡單，而是應當在做商業的時候就把同事、客戶、地球等利益通通加入考慮。假如你能夠爲你的持份者創造價值，你的商業價值最終也會得到人們的認可。
先求生存，再談影響
談及當年參與創辦「平安鐘」的經歷時，Erwin說，一開始的時候非常艱苦。當時機構的總幹事甚至需要以自己的房子作爲抵押，來籌集啟動基金。由於這是一個 IT 系統，前期需要投入較大的成本進行開發，而且一開始的時候不會有很多人願意嘗試這樣的服務。所以他們頭三年都在非常艱難地掙扎求生存，往往需要加班加點工作。
業界的經驗是，每100家新成立的公司，最終有99家會倒閉，只有1家會找到客戶並且生存下來。做社企也是一樣，只有成爲了那一家最終活下來的公司，你才能談爲社會創造價值。
牛油刀的比喻
Erwin其實是出身於資訊科技背景，他前後參與創辦的兩家社企（「平安鐘」和「有機上網」）都有非常濃厚的科技元素。Erwin提到一個比喻，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把刀。有些人是壽司刀，有些人是水果刀，有些人是牛油刀。不同的刀適合切不同的東西。必須找到自己的長處，才能將自己的優勢發揮到極致。Erwin說他自己是一把牛油刀，而這把牛油刀最擅長的就是資訊科技，所以當他遇到老人或者兒童等不同領域的問題時，都能提出基於資訊科技的解決方案，從而帶來全新的答案。
社企也要提高最優質的產品
Erwin 最新的一個社企叫「香港加油」，其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希望讓基層市民也能吃得到放心而且優質的食用油。Erwin 說，他和他的同事發現，很多基層市民都是用很小的杯子去街邊的小店買食用油，兩元一次，但這些油很多是地溝油，並無安全保障。
於是Erwin和他的搭檔就找獅球嘜，才發現原來獅球嘜可以以低於市價將花生油買給他們。在惠康或者百佳，你要花32元才能買得到的花生油，在Erwin那裏只需花13元即可買得到。而且品質是優良的，絕非地溝油。
Erwin強調說，社企的產品不代表是「cheap」的產品，相反，他做的每一間社企都是將最好的產品賣給顧客。
全文轉載自Good Lab
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做「英雄」？──跟「英雄想像計劃」的Kenny對談
踏出你的安舒區（Comfort Zone），積極地打破社會陳規，以及時常反思自己的生命狀態──我認為能做到這些的人，就足以稱為「英雄」。
Kenny是「英雄想像計劃」（Heroic Imagination Project，簡稱HIP）的國際關係總監。他在2013年從美國搬到香港，並進駐Good Lab，推出一系列HIP的課程，獲得不少關注和好評，尤以在MaD 2014年會舉辦的工作坊為甚。我們早前跟他做了次訪問，讓他聊聊HIP和自己的理念──
Kenny: 大家好，我是Kenny, 我先前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主修心理學，畢業後在美國跟「英雄想像計劃」共事了一年，六個月前搬到這裡把HIP介紹到香港。我很喜歡香港，以及這城市帶來的機會。
GL：那究竟甚麼是「英雄想像計劃」？
Kenny: 「英雄想像計劃」由Dr. Philip Zimbardo發起。他在史丹福大學任教，是位資深的心理學教授。他大半生都在研究人性的陰暗面，想了解有甚麼能使人行善。他發起「英雄想像計劃」，旨在重新介定「英雄」這概念，並讓大家明白，其實每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當個「英雄」。
GL：你最初是怎麼知道HIP的？
Kenny: 當我還在大學的時候，就很喜歡心理學，可是，當我發現原來有很多有趣又有用的心理學知識大眾並不知道的時候，就感到有點氣餒。很幸運，我遇上這樣一個組織，他們致力於用有趣的方法，教授大眾感興趣的心理學知識，希望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這跟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報讀了好幾個他們的講座，並問他們我能否參予其中。不久後，我便加入他們，成為當中一員了。
GL：然後你就來到香港了？
Kenny: 我在2012年8月開始在HIP工作，在2013年1月，Dr. Zimbardo來到香港，在MaD 2013年會擔任主講嘉賓，激起觀眾共鳴及好評。因此，MaD邀請HIP在同年9月回到香港舉辦工作坊，我亦因此來到香港，暫住兩個月，協助籌辦活動。活動以後，因為實在太喜歡這裡的一切，所以決定再回來香港，至今差不多有半年了。
GL：於你而言，「英雄」的意思是…？
Kenny: 唔，對我們大部份人而言，「英雄」是指那些「能人所不能者」，即「超人」，比如那些很典型常在荷里活電影登場慓悍戰士。但我們想讓大家明白，英雄並不限於「對抗邪惡」，作為英雄更重要的，是在各種艱難處境中，挺身而出，做出正確的決定。這事誰也可以做到，只要我們留心觀察，日常生活處處是英雄。
GL：你認為大家都可做英雄？
Kenny: 是的，而且出奇地容易。不管年齡、族裔、階級或是性別，大家都有辨別是非的能力，明白甚麼是「正確」，甚麼是「錯誤」。多數人大部份時間都想做「正確」、「對」的事，但往往受制於社會環境。英雄的敵人並非「邪惡」，而是「不作為」。但方法正確，加上時時留神，大家都可以將自己訓練得勇敢和主動一些，在適當時候，當個英雄。
GL：但香港是個很物質主義的社會，大家都在追逐金錢和利益，鮮有關心其他事，尤其是公共領域的議題。你認為HIP能改變香港人的思維習慣嗎？
Kenny: 你說的適用於大部份人，但並非所有人。我們需要協助（Empower）那些願意行善的人成為他人榜樣。我認為在很多人心深處已預備好改變，但還是需要多點激勵和指導。香港是個很因循（Conformist）的城市，很多人只顧面子，或想方設法融入大夥中。大家都習慣了樂於當個旁觀者，不願擔起責任。但如果大家認識多點心理學，了解多些自己和他人，我想，在香港，除了見到人們的友善外，還能看到更多對他人的同情共感，以及互相之間更好的溝通。我想HIP能讓這發生。
GL：搬到香港後，你有沒有找到甚麼有趣或啟發你的事？
Kenny: 有，首先我在Good Lab認識的人全都很有趣。他們在做很多了不起的事，如公平貿易咖啡、永續生活、健康項目…還有更多。於我而言，Good Lab是全港最好的地方，因為這裡聚集的人，都在追尋自己的夢想和熱誠，為社會做些有意義的事，而不是當個機械人，只管賺錢花錢。我也剛跟一些希望以心理學帶來社會好處（social benefit）的友人，成立了一個小團體「Psyched 4 Good」。我們定期籌辦活動，希望讓大家瞭解自身和他人更多。
全文轉載自The Good Lab好單位
跟Nike學習 從傾聽到跨界合作
5月中旬，一場名爲《Open Data HK make01》的活動在Good Lab舉行。是次活動的參加者來自民間、企業界以及政府，大家在一個周末的時間裏共同創造可以解決某個社會問題的原型，再展示給所有人看，獲得他人的意見和反饋，同時不斷改進其設計。
這樣的事情也許大家會覺得不可思議。因爲我們以往的觀念是：「官民商」三方的聲音基本是彼此獨立，互相也不樂意去聆聽對方的聲音。但正因爲缺乏聆聽，我們才遇到了很多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無一不是因爲缺乏耐心的聆聽而導致的。
從傾聽到跨界合作
上世紀90年代初，Nike是一家備受關注的公司，不是因爲它的球鞋做得好，而是在於當時媒體報道了Nike的生產過程有如血汗工廠的故事。
時光扭轉。Nike今天已成爲商業可持續發展領域的一位領先實踐者，他們意識到，假如還是按照舊的那一套、依靠消耗大量資源以及廉價勞動力的商業模式運作，肯定無法持續下去，必須尋找新的思路。
Nike公司有一個願景，就是到2050年，公司產品的生產可以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並把在生產過程中用到的水重新處理，成為社區可用的水源。Nike並不希望只由他們「獨家」這麼做，他們明白真正能夠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人才可能不在公司內部，而是散佈全球各地。於是，他們設計了一個叫GreenXchange 的項目，將他們公司擁有的各種工廠、供應鏈數據以及他們研發的專利成果，以創意共享（Creativecommons）協議形式公開發佈，讓全世界的人都來幫助他們早日找到解決之道。
不少化學、資訊科技人士看到這一項目之後，都表示很感興趣，而且積極參與其中。
顯然，這一次Nike是在用心聆聽，他們願意走出自己公司的邊界，邀請來自其他公司以及其他領域的人士，共同尋找解決方案。在這個案例裏，我們看到了跨界合作的蹤影，更看到了其無限潛力。
謙卑的心態是跨界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基礎
國外不乏商業、政府以及民間三個界別的跨界合作，共同解決社會問題的例子。曾提出「軟實力」這個概念的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 Joseph Nye 最近更提出了 tri-sector athletes 的概念，意謂新世代的領導者需要具備政府、商界以及公民社會的視野。麥肯錫顧問公司全球董事總經理Dominic Barton則發表了一篇題爲《21世紀領導力》的文章，提及跨界合作之意義——商界要走出辦公室，與政府和民間人士多溝通；同樣地，政府和公民社會的參與者也應當走出自己所在機構的迴音壁，參與跨領域的對話。《哈佛商業評論》、《史丹福社會創新評論》等具影響力的刊物也曾多次刊登相關文章，講述其重要意義。但是在香港以及內地，三方合作的例子還不是很多。原因何在？
本文開首就有提及，就是因為大家有各自的遊戲規則和圈子，對圈子以外的世界完全沒有興趣。
不過，即使是 Nike 這樣的大公司，也有單靠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甚至可以這麼說，任何一個社會問題，單靠企業、政府或者公民社會當中任何一方的力量，都不足以找到有深刻影響的解決方案。
當 Nike 誠心向社會發出共同解決這些問題的邀請時，多元人才會從社會各個角落裏走出來。又例如，若政府將涉及民生的各種數據以開放格式和方式發佈，各界人士都能從中獲益，他們可能以這些數據做出方便市民的app，也可用數據做更精準的社會學定量研究，哪怕是政府本身，也會因爲開放數據的政策，使大家更方便查閱，大大節省成本。
跨界合作、三方合作，需要謙卑和包容的心態。跨界合作的起點，正是藉助別人的眼睛，讓自己看得更清晰，並意識到原來自己有盲點，也有看得不清晰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