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社會問題,必須由公私部門協力」看韓國政府如何「錢」進社會企業
本文是筆者受邀參加全球社會經濟論壇之亞洲政策對話的與會觀察。全球社會經濟論壇(Global Social Economy Forum, GSEF )是由數個地方政府聯合發起的國際性論壇,主要邀請政府官員和社會經濟中介組織參與會議,共同討論社會經濟發展的議題和趨勢。亞洲政策對話(Asia Policy Dialogue)是彙集亞洲各國代表對於政策發展意見的會前會。
文:陳玟成
韓國是在亞洲當中推動社會企業的先驅,自 2007 年立法「社會企業促進法」開始,過去 10 年大力推動社會企業發展。然而在過去經驗中,韓國社會企業政策最為人詬病的是由上而下的政策制訂,侷限社會企業發展的面向,例如一開始定義社會企業必須要提供弱勢族群就業機會,或是提供弱勢族群社會服務。後來政府因應民間不同的聲音和需求,才陸續立法規範和支持合作社和社區型企業發展,並且也開始提供 B 型企業和社會新創公司資源協助。為了含括更多元的面向,韓國政府開始提倡「社會經濟」,組織形態包含社會企業、合作社、社區產業、庇護性就業組織等,強調商業模式注重利害人關係和創造社會影響力。
基於過去 10 年的經驗和發展根基,韓國政府為了擴大社會經濟的規模和影響力,在 2018 年開啟了 5 年社會投資計畫:韓國政府將會透過貸款、社會效益債券和股權投資等方式,進行 80 億新台幣的社會投資。過去韓國政府本來就已經運用以上財務工具進行投資,5 年計畫是更有系統性和規模性地進行社會投資。
(來源:Korea central council of social enterprise mutual-aid fund)
(來源:Korea central council of social enterprise mutual-aid fund)
在 2018 年全球社會經濟論壇之亞洲政策對話會議上,韓國政府和民間代表分享 5 年的社會投資計劃,也實際和與會人員進行政策討論和意見交換。以下是筆者參加會議當中的重點筆記觀察:
1. 為什麼要強調用「投資」的方式支持社會經濟?一方面是過去「補助獎金」的模式容易造成組織發展上的依賴,而且無法提供社會企業中長期的資金需求;另外一方面藉由投資關係建立,可以讓投資人投入除了金錢之外的人脈和其他非金錢資源,協助有潛力的組織快速成長。
2. 整體來說,韓國社會還是相當仰賴政策的引導,尤其是政府領導人的支持。在新上任的文在寅總統的大力支持下,引導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投入資源在社會投資的領域。
3. 而政府的倡議,也成功影響大企業參與社會投資,目前韓國的 5 大財團都有支持社會企業的項目。不過因為企業之間彼此的競爭關係,很難攜手合作支持共同的項目。未來 5 年在社會投資政策引導下,鼓勵企業除了贊助之外,拿出更多資金進行投資和融資。
4. 民間中介組織將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獲得政府和企業更多資金的挹注。因為中介組織第一線和社會企業密切合作,更知道要如何有效地運用資金進行投資。另外為了提高中介組織資金運用的靈活度,政府是透過成立基金的方式讓中介組織管理資金,或是透過雨傘基金的方式分配資源給不同中介組織。
5. 社會經濟發展政策與韓國國際援助政策連結,拓展韓國的外交軟實力。韓國政府除了希望社會企業解決國內問題,同時也鼓勵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例如韓國國際合作組織支持社會企業往東南亞發展,進行農業、能源和科技的創業,目標除了開發金字塔底端商機之外,同時也建立韓國的國家影響力。
6. 社會影響力評估制度的設計和導入,將會成為社會投資政策發展的重要一環。對於傳統商業投資人來說,要如何跟他們溝通投資後的社會效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需要一套清楚的架構進行溝通。而在未來有更多資金投入的狀況下,韓國整體社會也想知道到底這樣的投資到底對於自身社會有什麼幫助?是否之後還要繼續投資更多的社會經濟組織?因此也凸顯社會影響力評估的重要性。
7. 政府和民間持續對話溝通,共同開創韓國社會企業的下一階段。在本次會議當中,許多各國代表表示相當欽佩韓國政策的願景和架構。不過有位韓國講者回應現今的成果,其實過程是經過不斷地討論甚至是爭吵而來的,而且大家也不確定這個政策是否未來就一定會成功。不過韓國政府現在清楚認知到解決社會問題,必須是公私部門協力,需要不同夥伴角色的共同投入,也慢慢轉變成為由下往上的政策發展,更加注重民間的聲音和需求。
筆者對於最後一點印象最深刻,也是參與此次會議最大的學習。社會投資目前看起來像是一場社會實驗,不曉得可以改變多少現有資本主義根深蒂固的現有架構,不過韓國整體社會決定共同選擇和嘗試這個新的可能。韓國的社會投資本身參考許多英美國家的政策經驗,而這樣模式是否適用於亞洲現況,值得我們觀察和關心,也期待台灣也能夠有更多社會投資的資源加入,一起茁壯我們的社會環境。
核稿編輯:李沂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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