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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現場】「消費帶來改變」只是產業界的催眠,食安問題其實是政治問題!—德國Foodwatch創辦人專訪

201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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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致昕/圖:FoodWatch

每每遇到食安風暴,人們的結論都會傾向鼓吹「消費者的力量」,而這力量,大部份被認定為用消費來發揮,也就是台灣人所說的「用新台幣讓它下架!」

有趣的是,該下架的,為什麼無法下架呢?為什麼被考驗的是消費者,需要睜大眼、需要去上食育課程,才有辦法(貌似)保護自己的安全,避免吃進不當的食物呢?

社企流從義大利慢食大學米蘭世博一直到柏林,我們看到不同的團體為了更好的農食而努力,Foodwatch創辦人博得(Thilo Bode),這位2009被 BCG顧問集團、金融時報(德國)選為年度最佳社會創業家的七十歲創業者,卻直接對我們說,「食物問題就是政治問題!」他堅持先談食物供應商的責任,再去要求消費者,「說什麼用你的叉子投票,那都是產業鼓吹的觀念!不能被騙了!」

一路從企業界、國際NGO到綠色和平,博得最終以Foodwatch來完成他對改變世界的使命。過去十三年來他們以科學研究、調查報導、媒體票選、街頭活動等,推動食物相關法規與執行,從德國走向荷蘭、法國,近來在香港也註冊了辦公室。社企流與他的對談中提到了他心中的「公式」、食物產業的問題、以及他對所有想要改變世界的青年之建議。

以下為對談原文:

社企流(以下簡稱問):食物出了很多的問題,Foodwatch是以什麼樣的角色存在?使命是?

博得(以下簡稱答):在歐洲食物市場的現況,從2002開始,針對健康跟生產資訊的真實,我們有很好的食品法,但在現實中,執行時並沒有真正保護到消費者,政治人物反應很慢,企業的遊說對政策的影響很大,民主赤字讓民意跟政策的差距很大,我們想要扮演一個造勢、宣傳的角色,讓這個差距減小,也讓管制、政策更接近食品市場的現況。

我們已經做了十三年了,在荷蘭、法國都有辦公室,香港也註冊了,我們希望對政策、行政體制上造成改變,現在的法規落實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還是差一截,我們希望能夠讓它真正的發揮效果。

問:成效如你預期嗎?怎麼建立你們的公信力?

答:當然不容易!但有時讓事情比較簡單的是「我們有很多的食安醜聞」。戴奧辛啊,蛋、肉、牛奶、起士啊,在在證明政府的執行力跟效率都不夠好,或者是誤導消費者的資訊竟然是合法的,像是黑森林火腿的標籤其實不夠誠實,那原料豬肉其實可能來自台灣、紐西蘭(笑),只在黑森林煙燻。還有很多例子,都證明對健康、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還不夠好。

問:經驗豐富的你,面對廣大的議題、有限的資源,你如何確保你的戰鬥策略?

答:必須先選定題目,找具急迫性、容易跟大眾溝通的、可能改善的、具象徵性的,然後推出宣傳活動,傳達過程中強調食品市場對消費者保護的不足。接著透過媒體,公開刊登我們的研究,透過網路,與政治人物、與國會議員對話。然後如果在媒體間造成迴響,就會對行政當局造成輿論壓力,如果我們夠幸運的話,就能對法規造成改變,但這絕對不是容易的事,因為食品產業比我們強上太多了。

問:那怎麼辦?

答:該怎麼辦?繼續戰鬥!真的,你需要耐性,改變需要時間。除非你能先取得一或兩個食品廠商願意合作,那你造成改變的時間可能會快一些。

通常對於一個公共議題會先需要一個公開的辯論,我們不可能期待他一夜之間就有改變出現,大食品廠的新作為或者是政治人物的立場變化,但我們一步步的造成改變。

但公司都痛恨高標準的規範,可以的話,誰也不想當第一個(改變的)。

我們必須創造衝突,比較容易產生公共的辯論,你需要衝突。衝突如何產生呢?指名道姓跟讓他感到羞愧(naming and shaming) 。

讓它成為一個大家都想確認的事實,事情才會被看見、看清楚。通常,他們的形象都是很好的,有社會責任啊什麼的,所以要給他們一個reality check。

問:但消費者通常不太喜歡聽到壞消息,只當烏鴉,很不容易。

答:所以我們要告訴消費者他們面臨的真實情況,讓他們知道他們缺少的真實資訊,讓他們知道他們在市場中其實是沒有力量的。也讓他們看到相較之下產業界所擁有的影響力。

有消費者會很支持我們,覺得我們在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有一些則是覺得他們自己判斷即可。

問:在台灣的例子是,媒體、研究單位、政府、產業,沒有人有公信力了,這裏呢?

答:在德國做的調查,你覺得誰為你的食安權益把關最多?食品品牌在最後一名,接下來是政府,NGO是最高的。他們相信我們沒有私人利益,相信委員們沒有隱藏,確保了透明性,他們相信我們的研究是獨立進行的,也相信我們沒有隱藏的意圖。而且我們的財報都是公開的,每一歐元的來源、去向都看得見。

問:你們跟別的NGO有不一樣嗎?

答:我們最成功的,也跟一般人最不一樣的,是我們告訴、證明給眾人看,要改變食品產業的問題,不只能夠仰賴消費者的行為改變,還可以靠政治上的活動。消費者可以用連署支持我們的政治活動,但他們沒辦法改變整體食品市場的環境,因為消費者沒辦法直接改變法規。而那被視為消費者力量的極限。

當我們剛創立的時候,還有一種說法是食安問題是消費者行為造成的。但那就是狗屁(bullshit)!

問:但在義大利人們說「 vote with your fork」?

答:錯,因為我沒辦法知道食物裡面有沒有戴奧辛,我要怎麼投?

便宜不應該就代表品質低啊,貴也不代表好,標籤都沒透明,就不能投,就是狗屁,產業最喜歡這麼說,說一切都是消費者造成的,我很不喜歡這樣。把食物的品質做好,就是公司的責任。

我們就是要讓消費者記得,食物市場,就是一個政治性的東西。

善用食安醜聞,他們就會看見了,看到政府的失效,他們無法預防、無法排除,看到產業的回應,他們會知道業界對產品的失責 。只要大眾輿論有了共識,政治人物都是非常理性的,他們也非常聰明,如果我們跟他們聯絡,他們都說,「好,你先創造群眾壓力,然後我們會起身,跟產業要求,但如果沒有大眾對我們的支持,我們沒辦法有所作為。」

我們不是要打仗不是要贏,但要創造一個氣氛,證明民意都在你後面,於是政治人物就能做些什麼。

要贏很困難,那是政黨的工作,不是我們的工作。如果我們追求的只是要打敗誰,那長期來說,不是一件好事。

問:目前社會的反應如何?你們未來會調整定位或策略嗎?

答:我們擁有3萬4千位忠實的贊助會員,60歐元每年,就夠了。我們要一般人都能加入我們。有人想付更多當然好(笑)。個人跟基金會都有。平均四十歲左右,大部份都是對政治有關注的中產階級。

我們還是會繼續走下去,跟別人不一樣,追求食安我們不想只告訴人們應該吃什麼,但我們想要的是改變食品市場。非常專心的做這件事,專心是很重要的。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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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現場】他做的盒子,讓你家陽台一次滿足三種願望:搶救蜜蜂、強化都市生態、還能自產蜂蜜15公斤!

2015.11.21

文:劉致昕/圖: Johannes Weber

「台灣也一樣吧?都市人養寵物無非就是狗啊、貓啊,」站在柏林市區十字山區的公寓天台,偉伯(Johannes Weber)看著我問,「以後就多一個新選擇了,蜜蜂!」

他兩手一攤,拿起一罐蜂蜜對我笑,蜂蜜的瓶身上寫著「產地:我家陽台」

社企流在柏林見識了用農園更新都市的「農樂園」,也看見校園裡怎麼養出新一代的消費者,但眼前的這位,卻說都市人的陽台就是基地,可以掀起一場搶救蜜蜂的生態革命。

靠的,就是他手中捧的「盒子」,一座迷你蜂巢。

盒子的出現,一開始是為了滿足偉伯自身的需求。

來自蜂農家庭的偉伯十年前搬進柏林, 在房子的後院開闢花園,種植番茄、小黃瓜,沒有忘記家中「傳統」的他,當然也開始養起蜜蜂。

「結果就是被房東發現了,叫我移走,」他苦笑。住了幾年的房子因為養蜂而被迫搬遷,新家沒有後院,只有一個陽台,還有搞頭嗎?

四年前偉伯開始實驗,以「盒子」的形式在陽台養蜂。第一年他造了十個盒子送給朋友,從不同空間、蜜蜂的行為,修正盒子的構造。第二年他建立網站試著賣盒子(BienenBox),沒想到十五個全數售出。第三年,他決定利用群眾募資 將盒子推向群眾。 「我們想要宣告世界,陽台也是可以做點事的!」偉伯說的有自信,但當時的他其實很沒把握,都市人能不能接受陽台養蜂不確定,更別提鄰居萬一發現,不是蜜蜂消失就是自己走人。

其實城市養蜂,救的是人類

既然這麼不確定,為什麼硬要在城市裡推行蜂盒呢?柏林光是蜂農就有六七百人,偉伯如果喜歡養蜂,也能回到家鄉和祖父一起打拼,為什麼要把都市人當作目標客戶?。

「當然,這樣做難上很多,但也有趣很多!」偉伯說,「拯救蜜蜂其實是保護人類自己,而城市是最適合打這場仗的場域。」

全球三分之一的作物、全歐洲四分之三的蔬果都靠蜜蜂授粉, 但蜜蜂數量從1990年代之後就快速下降,受到單一物種大規模農業、殺蟲劑使用、瓦蟎在七零年代的威脅等因素,蜜蜂的未來岌岌可危。

在鄉村,既有蜂農以大規模生產的方式在不同區域養蜂,但蜜蜂只能在方圓六公里內的區域工作,越來越大的城市區域變成了蜜蜂的空城,沒有牠們為植物傳遞花粉,也為都市生態帶來威脅。

蜜蜂需要更多的棲地,都市生態需要更多的植物,而像偉伯一樣想要養蜂的都市人,只有一座陽台。「於是我把這些需求、問題綜合起來,強迫自己在陽台上的試驗一定要成功,」蹲了兩年,偉伯想的不過這麼單純。最終的蜂盒長一點一公尺,但寬從三點五公分到三十五公分都行,端看用戶陽台的大小。

其實都市裡的蜂,產量更高

蜂盒的戰略意義是以游擊戰的方式復興都市空間,把陽台當作基地,雖然蜂巢規模小,但若能每六公里的同心圓內都有幾戶小型蜂農,擴大蜜蜂生活場域的同時也讓植物授粉更順利。

「而且,城市的多樣性其實比鄉村更有優勢,」偉伯說,一般的大型蜂農在鄉村養蜂,當地的植物物種因著自然條件生長,物種較為一致。一旦開花季節過了,蜂農還得在不同區間移動蜂巢、築花蜜而居。但城市中的植物以人工種植為主,多樣性反而比自然田野高,「不用移蜂巢,而且平均產量還比較多!」一個一公尺長的蜂盒,一年就能產出十五公斤的蜂蜜,以市價來算等於是一萬五千元台幣。

因此,當一個售價兩百五十歐元(近台幣八千七百元)的蜂盒登上募資平台,每年花二十個小時就能換得自家產的十五公斤蜂蜜,還加上實體課程、線上社群的隨時交流,線上線下的整合服務吸引近百萬台幣的贊助支持,另外還收到三百五十個蜂盒的訂單。熬了兩年的創業計畫,也讓偉伯成立StadtBienen公司後得到綠色科技獎的肯定。

「來,嚐一口這座城市的味道!」

最後,他補充了一個以都市養蜂創業的原因。

「我相信,都市人都會渴求貼近大自然,」他眼中看見的商機,是我們來到柏林後在每個食農創新中聽見的觀察,也是每一次讓我們心想「台灣有這個多好」的原因。

他打開手中那罐產自他家陽台的蜂蜜,抹上了麵包拿給我,「來,嚐一口這座城市的味道!」

那是他說的人與城市、自然的連結,每個地方的植物形塑不同的風味,於是從舌尖就能體驗城市中的生態,蜂蜜的量、味道都反映當地的情況。而偉伯相信,都市中需要這道連結的人會越來越多,他只需要將蜂盒設計得越簡單、彈性、貼近需求就好。

「以後,全德國的城市說不定是你從沒想過的樣子。」站在陽台上我們看向柏林的天際線,一旁蜂盒內熱鬧的很。是啊,為什麼不呢?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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